原視頻：TEDDY AWARD（柏林電影節泰迪熊獎YouTube頻道2月14日）

采訪人：Zsombor Bobák

受訪者：李駿碩

翻譯：發條辰

Zsombor Bobák：也許我們可以從這個項目的起點談起，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創作這部電影的？這個想法是如何産生的？

李駿碩：首先，我很高興來到這裡，謝謝你們的邀請。這個項目的開始可以追溯到2020年，那時正值口罩爆發。它是關于我們之間的關系，也就是我和我的伴侶的關系。因為我們是開放式關系，所以這部電影也涉及到我們在關系之外遇到的其他人，因為我們雙方都同意向他人公開我們的關系。

我們是彼此的伴侶，而這就是我們處理開放關系的方式。我們會在與其他人發生關系時談論我們的伴侶。這樣一來，我的伴侶就成為一個未曾出現的人，而對方則需要在想象中勾勒出他是什麼樣的人、他會是什麼樣的感覺。這個想法的起點是因為我們當時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他搬去了紐約，而我還留在香港。由于我們是異地戀，我們隻能在朋友面前談論對方，但我們的伴侶從未實際出現在他們面前。有一次，我去參加他朋友的聚會，然後那個朋友看到我時說：“原來你真的存在！”我當時感到很受傷，因為我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但有人竟然以為我是被虛構出來的。這讓我開始思考，為什麼别人會覺得我們的關系不真實？對我而言，它是真實的，我們一直在談論彼此，隻是因為疫情，我們被迫分隔兩地長達一年半。當時香港的隔離政策非常嚴格，使我們長時間無法見面。現在，我們已經在一起十年了。

這個電影的想法源于我想以這樣的方式叙述我們的關系——我們自己深信不疑，但外界卻對它的真實性提出質疑，這讓我們也開始思考自己的關系究竟是否真實。此外，我也想探讨在當今這個動蕩混亂的世界裡，我們如何去維系這段關系。

Zsombor Bobák：電影中有趣的一點是，主角不斷地從一個約會對象到另一個，他遇見越來越多的人。從某種角度來看，這是一部以角色為驅動的電影，但同時它又展現出多個人物的群像。而這位始終處于中心的主角，反倒是一個很難被完全理解的人。你能談談這個電影在角色塑造上的動态嗎？為什麼會把這樣一個難以捉摸的主角放在中心，而其他人物則不斷地帶來各種不同的故事和人生經曆？

李駿碩：這其實是一部關于約會的電影。我們在短暫的時間裡看到這個角色在不同的人之間遊走，他不斷地借用别人的身份，因為他不太願意暴露自己太多。這個角色的塑造其實和我自己有些相似，但更多的是出于現實考量。因為我是香港為數不多的同性戀導演之一，而我在開放關系之外遇到的人大多是外國人。

這樣做的原因是，我不想被問及我的職業。我不希望在工作之外還要讨論電影，因為人們總是對我從事的行業非常好奇，總想知道我合作過哪些人。因此，我常常随意編造一些信息，而最容易的做法就是借用上一個剛認識的人的身份信息，因為那是我剛剛聽到的、記憶最深的内容。後來，在構思電影的時候，我覺得可以把這個特點融入故事結構中，展現一個不斷變化身份的主角。然而，我也不得不思考，除了這些約會經曆，這個主角在日常生活中會做些什麼。

但當我寫作時，我發現自己其實沒有什麼日常生活。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拍攝現場、進行前期和後期制作，除了電影之外，我的生活并沒有太多其他事情。那時候，我花了很多時間獨處，也經常去約會，但不再去派對。我讀了很多書，寫了很多東西。因此，我用這樣的方式來塑造這個角色，而這就是他的生活。我并不認為這是一種有趣的日常生活，但這就是它的本質。

Zsombor Bobák：讓我們談談電影的視覺風格吧。它采用了非常漂亮的黑白畫面。你能聊聊拍攝時使用的器材嗎？你在視覺上最重要的追求是什麼？

李駿碩：我們使用的是索尼相機，基本上是最便宜的電影攝像機之一。選擇黑白影像的原因是，我希望能以最具美感的方式呈現男性身體。我認為黑白影像能夠最具表現力地傳達這一點。此外，我是紅綠色盲，在拍攝一些商業電影時，我會對色彩部分缺乏自信。而由于這部電影本身就是一部非常小衆的作品，我想選擇一個最能讓我自由表達的媒介，而黑白影像正好符合這一點。另外，我也希望在電影中強調空間，因為一個人的生活空間透露了很多關于他身份的信息。當我們去陌生人的住所約會時，我們能夠從這個空間推測出很多關于這個人的信息。因此，電影的鏡頭語言也特别強調這一點，展現這些角色如何在不同的私人空間中互動。

Zsombor Bobák：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你使用了大量的廣角鏡頭？因為從視覺上來看，這樣的鏡頭語言在某種程度上也創造了一種疏離感，使觀衆和屏幕上的角色之間産生了一種距離。我很好奇，這種距離感是你有意為之的嗎？還是你主要是想要展現空間中人物的互動？

李駿碩：這個距離感并不是刻意安排的。實際上，是在我拍攝完成後，别人告訴我畫面有些“疏離感”時，我才意識到這一點。在拍攝時，我完全沒有這麼想。也許是因為我對這些角色過于熟悉和投入，以至于我在構圖時沒有想到會給觀衆帶來距離感。後來，我的服裝設計師告訴我，這種距離感實際上是件好事。她說：“你正在創作一個非常個人化的故事，而這種距離感正好為你提供了必要的空間，使你能夠以适當的距離審視這段關系和角色。”她認為，這種距離讓觀衆能夠以更加理性的角度來看待這段親密關系，而不會讓創作者陷入過度自我沉溺的困境。

在寫作這部電影的過程中，我也曾思考過：“這是否是一種自戀？”但她的觀點讓我覺得，這種距離感恰到好處，因為它既讓觀衆進入一個非常個人化和私密的世界，同時又不過度侵入創作者的個人情感領域。

Zsombor Bobák：對于你來說，作為創作者，講述這樣一個與自身經曆高度相關的故事，可能會不自覺地在創作過程中保持一定的距離。這種距離感也許是無意識的，但實際上，它可能也會起到某種保護作用，讓你能夠更加客觀地看待你的故事。但與此同時，作為觀衆，我們能夠感受到這層距離，尤其是當我們思考這些角色如何彼此保持一定的距離、如何處理親密關系時。這部電影探讨了人與人之間的親密度以及建立聯系的困難，而這種距離感或許也成為了一個有效的叙事工具。你能進一步談談這部電影中關于親密關系和人際連接的問題嗎？這些議題在電影中占據了重要位置。

李駿碩：我認為這涉及到同性戀群體中特有的一種關系模式——介于友情和情感關系之間的一種“暧昧關系”（situationship），而這種關系在電影中還沒有被充分探索過。在當代社會，許多同性戀者會同時擁有多個性伴侶，同時也可能維持一段較為穩定、長期的關系。這種關系模式已經成為某種常态。

然而，在這樣的關系中，我們如何定義彼此？不同的關系是否存在等級之分？是不是某種關系就比其他關系更“神聖”？我的看法是，即使是隻見過一次的人，我們也會在彼此身上留下某種印記。

電影的劇本結構正是基于這一點——主角在每一次約會和邂逅中，都會從對方那裡帶走一些東西：某些對話、某些身份認同的元素，甚至是某種情感印象。這就像是對同性戀友誼的一種隐喻，我們彼此間總會留下些什麼，無論是字面意義上的，還是象征意義上的。在這樣的關系模式中，嫉妒和占有欲也是存在的，而這也是電影想要探讨的部分之一。但同時，我們彼此間也存在着溫柔和關懷，而這種情感同樣是真實且有效的。所以，我最想在電影中探索的，正是這種既充滿張力、又充滿溫柔的親密關系。

Zsombor Bobák：你剛剛提到這部電影的結構，而我認為這正是本片非常吸引人的一個方面，尤其是在時間處理上。雖然觀衆會看到角色一個接一個地經曆不同的約會，但時間線卻并不明确。我們并不知道這些約會是按什麼順序發生的，甚至不确定某次約會是否發生在另一場之前或之後。這種時間上的不确定性為電影創造了一種獨特的節奏感。你在結構上有怎樣的意圖？為什麼要采用這種時間處理方式？

李駿碩：其實，我最初并沒有特别的意圖。這種時間處理方式是在我寫完第一稿後才逐漸成型的。在最初的版本中，主角隻是單純地借用了不同人的名字，而我的初衷隻是想要呈現那些對我個人而言有重大影響的瞬間——那些我覺得值得放入電影的時刻。

這些片段寫完後，我才開始思考如何讓它們作為一個整體更具連貫性。于是，我在重寫劇本時才真正思考結構問題，把這些片段重新組織起來，讓它們更具有整體性。這個過程是我在這部電影創作中最享受的一部分，因為通常來說，重寫劇本是非常痛苦的。但在這部電影裡，我卻覺得它很有趣，因為我在不斷地發現新的聯系點，然後把它們拼接在一起。這部電影是我開發時間最長的作品，也是我的第三部電影。在整個開發過程中，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例如，片中的某些情節是在劇本完成兩年後才加進去的。對我來說，故事中的事件發生的時間點并不那麼重要，而是它們彼此之間的關聯性更為關鍵。

有些觀衆在觀影時會試圖尋找邏輯線索，去梳理時間順序，但對我而言，這種邏輯性并不是最重要的。我更希望觀衆能把這部電影看作一個循環式的體驗，所有的事件和關系彼此交織，它們并不是刻意設計的，而是自然而然地相互關聯的。

Zsombor Bobák：确實如果把觀看這部電影的過程看作是一種“邂逅”，就像片中人物之間的邂逅一樣，那麼它本身也成為了一個體驗。在電影中，每個角色都會在相遇後從對方身上帶走些什麼。那麼，你希望觀衆在看完電影後，也能從這次觀影體驗中帶走些什麼呢？

李駿碩：其實，我沒有特别去想觀衆會帶走什麼。我更希望他們能夠完全沉浸在電影的當下，去體驗它，而不是刻意地去思考它的意義。這是一部非常“即時性”的電影。我不介意觀衆在離開影院後不再去想它。我希望觀衆能像在真實生活中聆聽别人交談一樣，去感受這部電影。有些觀衆去影院是為了尋找一個完整的故事，但這部電影并不是那樣的。我希望觀衆能夠在觀看時，像是傾聽一場對話一樣，全然投入當下，而不是去尋找深層次的意義。

Zsombor Bobák：讓我們看看觀衆會如何與這部電影産生共鳴吧。但無論如何，這無疑是一種根植于“當下體驗”的電影。謝謝你今天來到這裡與我們交流，祝你在柏林電影節一切順利，度過一段美好的時光！

李駿碩：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