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拍摄约四十五年后，影像艺术家程然受其启发，制作了纪录片《CK2K2X》（这一名字亦是指称当代中国）。在程然眼中，安东尼奥尼纪录片是“、“简单而即兴的”，然而却是全然“个人化视角下的国家”，为此艺术家通过捕捉旅途中的碎片影像，失控般地扩展即兴和随机的生成，并通过此种方式展示了转换“想象”的另一种可能性，尽管不同个体或集体“想象的世界必然是完全不同的”。景观的随机蒙太奇之外，程然对声音的利用排除了解说词的强制性和它有时难以避免的本质化，呓语般的散文或诗取代了评述或解说，趋于梦幻或超工业的氛围音乐以温和而非强制的方式统合了关于这片大地的诸种真实景观与虚构理解。《中国》式的想象在程然这里被逆转了，在前者意识中的“持摄影机的人”不再是试图带来关于中国或中国人明确知识的客观的取材者，后者所做的是消解和拆分了“中国”/“中国人”的固有身份认同/认知，并返还为数百份分散且毫无联系的“数据缓存”。

程然的作品缘起于其于阿姆斯特丹的驻留，以及之后在天目里美术馆（请注意天目里美术馆本身这一极其国际化的艺术系统）委托下的环游，这意味着程然虽绝非西方导演，却某种程度上沾染了西方的要素。另一方面，作为生长于内蒙古，学习并工作在杭州的汉族艺术家，程然的本土身份却因其边疆底色，长期的旅居以及境外交流史而显得愈发不稳固。笔者并不打算以诉诸其个人艺术史的方式梳理其作品中的作者性元素，而是试图唤醒关于另一种可能性的想象，就像是萨达尔所描述的，“西方和东方都不是均质的整体性实体；二者都是复杂的、不明确的和异质性的。”萨义德表白了同样的想法，“所有的（文化）都是混杂的，异质的，极端不相同而非铁板一块”，或者如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所言，一种文化杂交（cultural hybrid）。很大程度上，东方/西方这一长期且稳定的被建构的二元对立已经濒临消亡，更加复杂、不稳定的身份正因全球化带来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而不断被加以察觉，另一种有别于东方学的想象力（尽管有时沿用了东方主义的反动范式）或许正在等待时机。

要如何企及萨达尔所呼吁的对东方主义想象的“抵抗和驱逐”，换句话说，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景观自我增殖中，如何矫正那些根植于集体无意识中所普遍存在的本质主义/实在论传统，寻回一种“有意识的开放”，从而真正创造“相互理解的多元未来”？在这一关于想象力的紧迫议题面前，程然的影像实践或可提供某种答案。我们必须依赖于步履的散漫与视角的游移，方可轻微撬动成建制的严密系统，这是本雅明笔下的闲逛者（flaneur）在全球在地化图景下不可避免的复生；或诉诸低位的私语，匍匐而抽离的体察，具身化（embodied）的体验，使无比宏大的表述与想象断裂破碎，以重新得到更为小巧，更加容易携带，因失却膨胀的棱角而陷入柔软的触感（haptic）体验——想象在此处并未因碎裂而走向消解，与之相反，它转而成为对跨疆域/性别/物种复杂性与全球性中的诸种缠绕（entanglements）的绝佳肯定，在关系性的体验与栖居视角（dwelling perspective）之间，我们重新得到如水的想象（想一想它曾经因李小龙的表述而成为何种有关东方的想象吧！），它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韧性发觉障碍物的缝隙，壁垒的脆弱之处，并以一种潜移默化的能力实现温和的颠覆，最终在极端的私人性与呓语般的幻觉中把握到一种反建构的建构与去本质化的本质，或者说，让我们得以真正企及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