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方面来讲，在我们这个世纪，哲学的角色由现象学一家独自承担，当尼采把形而上学引向终结并实现了它的所有的可能性（甚至是颠倒过来的可能性）之后，现象学以一种比其他任何理论更加彻底的首创精神开创了一个新的开端：存在于此。文物从达荷美王国转移到法国，后又转移到贝宁共和国，三次“存在于此”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境域——非本真，它每一次“存在于此”都作为演绎政治事件的工具，与周遭的事物、他人缠在了一起，与文物相关的阐释都与文物本身不相干，而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还原文物的本真存在，让他们和这个世界所有其他本真存在一样，不可替代、不可逃避、向死而生。

一、存在尚未对象化

黑夜中，辩论与工作进行着，对越发丰富多彩的对象实施还原的诱惑不停地推动着与文物存在论相适应的方法的构造，还原对象的目的只有一个：对那种首先作为现象而不显现的东西进行阐明，从而跨越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别——可见与不可见，存在者总已是可见之物，而存在总是不可见的，其中作为阐明工具的、将看见与否的意义通过存在范畴进行定论的，是实体的对象化。

制造文物的人、文物的原型人物已经死去，但与它们相关的事实、受周遭世界影响的时间，还在继续前进。那些看得见的人与看不见的时间的前进雕刻着文物的面孔，这些面孔会随着观众对其投入的注视将它们引入到“我存在于此”的现象性中，文物存在于此的时间经由面孔之可见成为了恒久的存在，并在“我存在于此”的誓言中得到了对象化，从而使文物不存在于此的时间得到了与该誓言一样的性质——一种事关民族、伦理、国家等他者现象的政治宣言。

他者现象的介入让长期在黑夜中不可见、不可理解的文物迎来了“原初给予”的白昼，于是文物能够在其有机体的直观中给予观众有关它的知识，但仅包括被给予的限度之内被理解的知识——如讲解员所说的，外观数据、质地、制作意图、象征义，而在这有限度的直观之外还伴随着非直观且无限度的意义星云，星云里的每一个恒星对应一个事件，如同恒星在被发现、记录下数据之前就已经作为引力弦上的一部影响着星云的弦式运动一样，在这事件被揭示之前它就已经是这政治引力的构成要素和遗留难题。

在各种阶级、制度的辩论中所涉及的事件之多让文物虽如誓言里那样“存在于此”，但无从落点，于是关于文物的定义就不再是关于其有机体的知识，而是变成了“每一次都成为问题的东西”，它的永恒存在就变成了暂时的留存，它依旧流浪于异国他乡，“我存在于此”的誓言就变成了一种欺骗，当欺骗仍在继续，抵抗不会停息。虽然存在不会永恒，但每一次暂时的留存结束后，来自一百多年前的达荷美战士还会从黄泉里用丰贝语发出“我存在于此”的呼声，让留存继续，在陈旧的、相同的呼声中维持永恒的假象，目的是不让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被固定为结果、被归档为历史。

当一切还未落定，贝宁共和国公民在现代反殖民意识下的移情行为，作为流动的当下，是原初地和绝对地被给予的，因为这不仅涉及这个民族的本质，还涉及它的实存。于是就像那些文物在其有机体的直观中原初地给予其知识一样，贝宁共和国的公民也试图在其辩论、抗争、生活中给予了纪录片的观众有限却能概括其民族本质的知识，但在观众看来，他们所呈现的都是美国的、法国的，如同文物没有落定其意义对象一样，贝宁人的民族伦理对象也未得到落定。

当一切对象化都显现出自相矛盾从而无法落定，“我存在于此”的誓言之永恒性就只能被政治事件中的抗争者和改良者用暂时的合法性来替代，于是“我存在于此”就成为了一种为政治事件效力的命令——为了让大众信服某件事，文物必须在这里。于是文物在其有机体的存在之余还多了一层义务——对命令的应答。于是文物被给予了自我，它无关可见与否，只关乎政治事件的正发生。

二、无对象的观赏

当政治还处于其正发生的状态时，经历它的人观看关乎政治的一切，面对的是尚未被阐释的本体和可供想象发生的虚空，充当想象材料来填补这一虚空的并不是这些涉及政治的本体，而是生活自身，由此观看的目标对象从不可观的文物转向了可观的周遭。

当文物从集装箱被搬下来，与周遭的阳光、棕榈叶、地砖出现在了这个国度的同一条街上时，一同被搬下来的还有它们身上重负的封建王朝特权、民族伤痕、被遗忘的丰贝语，与同样出现在街道上的现代汽车、霓虹灯、贝宁人民身着的西装和唇齿间的法语相比，这些原本对于文物自身就是重压、否定性的要素已然都是他者现象，保安、宪兵、搬运工，还有文物自身，都因为这些他者现象成了同事，有固定的工作空间和时间，离开了这个时空后就回归各自的生活，文物在现代性的“下班后”开始了闲暇的抱怨，被延宕的意义落在了正发生的现代生活上，当游客在隔着玻璃观赏文物时，文物也如同一个正在沉思的白领一样遥望着过路的汽车。

他者现象被锁定在了王权和历史的幻光中，然而就在这个幻光被传统的舞蹈和前朝的礼服所组成的招魂仪式中闪耀到让共和国的公民刺眼时，他者在其自身显相的白光中消失了，被拆解成了与其原先特权本质完全不同的社会质料，在民主辩论里被用来推演当代的、正发生的、未来的现实问题。

他者散去，唯留下诸多的自我个体，和他者一起消散的，还有贝宁公民对象化文化产品的能力，达荷美王朝的文物和美国的影视作品对贝宁公民来说都是他者的客体，自我和他者的理念根源是完全对立没有统一的，而文化产品的对象化关乎自我通向自身个性的能力，失去了这种能力，工作后的闲暇就是无个性的、没有落到个人身上的。

这种非个人性被两个理由以问题的形式所证实：首先，贝宁的个体在闲暇时有欲求能力吗？很明显，因为王朝遗留下理念根源所以有能力设置目的的个体（文物）无法行为，说着本土的原始语言却形同身在异域，有能力行为的个体（路人）却因为没有本国本民族的理念根源无法明确其行为目的，只是徘徊在街道，因此每个个体都无法达到其欲求对象；其次，每个个体在相同的时间里享受闲暇时有通向另一个个体吗？同样也是否定的，尽管文物被展览在博物馆每天都会有若干游客聚集在此，但不论是游客之间，还是游客与文物之间，仅仅只向对方显相和观看对方的相，在一个与民族伦理相关的政治事件还在发生时，所有关乎这个事件的相都不会成为意识中的现象。

当一切个体都是无个性的，观看就成为观相，在游客观赏文物并作出根据现代的语境点评时，文物也在观赏游客并对他们把本属于王朝展品的自己归入现代教育的范畴而感到冒犯，因为文物此时此刻和人一样都是有意识的主体，所有主体都不愿意被对象化，对象化就是占有、殖民。

对象化的有限性使得殖民必须停止，随后直观到个体身上的是周而复始的生活，但另一方面，生活绝不触及作为个体的自我，所以贝宁人和文物的下班后生活并不会以事件的形式场域化，而是停留在一位一般他者的纯粹匿名的层面，这个隐匿在生活中无意识化的一般他者取代了文物身上的有名义且场域化的他者现象。

三、政治还原于肉身

在无意识生活外的星空里，被扬弃的源于古代王朝的他者现象重新组成了新的简单对象，以文物身上的残破腐朽痕迹的形式重新得到了意义：时间。在某一时刻的看见的内容是值得怀疑的，而难以用“看见”这一感官行为所衡量的、作为一种先验感性直观形式的时间，它的对象被排除到政治事件场域之外，但是在生活当中是唯一落到个体身上的现实。

在时间化了的肉身与自身个体之间，存在着距离——文物凝视着现代的电器，在光晕里哀叹使用电器的人对自身的定义不符合它认为的自身的本质，却忽略了自己的肉身被捆绑、被钉上“棺材钉”时，自身的有关王朝、民族的他者现象被埋葬，同时成为新生公民的过程中经历的独属于活物的生死感；贝宁工作人员看着文物的造型，介绍着造型的设计原因、和自己生活的关系、与之相关的工作在未来如何开展，却忽略了触摸这些颜色与自己肤色同为黑色的文物时的超验时刻。这些被自身个体的意识忽略的肉身现象都被摄影机捕捉到了。

摄影机以一种离奇的野蛮方式不带任何尊重地查看了贝宁人和文物已经因为政治忽略掉的自己的肉身，这种方式叫做：在场的洪流。对存在者的在场化是解决所有有关幽灵理念问题的方法，无对象的生活也好，作为范畴形式本身的他者也好，被摄影机在场化后都不会是不可见之物，因为“在场”意味着被以物质的形式给予了一种外在实体，纵使外观不被看见、话语不被听见、掀起了各类思想争论，人和文物都是这个有限时空里的肉身。

在摄影机直观中被原初地给予的肉身，因其在给予意识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明见性，使得肉身自身就具有独立于政治、民族、伦理的绝对有效性，于是，肉身在这些他者现象被理解成其内在因而被直观地给予这些他者现象之前，就已经主动地感觉着活动的欢愉和衰老的恐惧。

生与死，就是肉身的起点与终点，在这一界限明确之后，文物和人就知道了在自我之中是谁在行为——是我看见了的世界以第一人称且一劳永逸地行为，在这行为中，改朝换代、生死交替、夜以继日，无数的肉身在行为中环绕、遮盖、保护，并微微开启了世界，随后开启了大陆、王国、历史，开启了车水马龙的街道。肉身感觉的越多，世界就越开启，“在我体内，回响着无限......我行走着......我将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