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本质是某种不同于革命自身的东西，因为革命不是真正的自在、自为的，而是为他物而存在、行为，比如，法国的革命是为中国的1966革命而存在的，男性革命者是为姑娘而存在的。当法国和男性在为革命而行为时，他们自身的概念会让位于行为过程中的经验对象，比如标语、音乐、玩具，但是，正是在这些经验对象里产生了革命之前没有建立的东西——他者的确定性，所以就有了与“自在之物”（理性、自然）对立的“他在之物”（国家、社会），所谓“他在之物”，就是纯粹依赖他物而存在、而行为的实体，因为并非自在、自为，这类实体没有内在合目的性，比如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拥有自我意志的社会，能够按照理性、自然的方式来协调经济、影响教育，但最后得到的是相反的东西，亦或者，女学生革命的目的是男女平权、解放自己的身体和身份，但最后得到的是对权力、地位的过分追求，本质上和男权社会中男性的欲求一样。革命越彻底，最后的结果就与最初的目的相差越远。反推过来，如果今日之国家、社会是革命的结果，那么肯定不是革命最开始想要的样子，因为只有自然推动的行为才能导致目的与结果一致，而革命是由被干扰的情绪推动的，与之相伴的是非理性的判断，如同月经来临时的人类，而就是他们，高举用月经血染红的旗帜，企图改变法律与伦理，进而改变社会与国家。

为了对革命的二律背反性进行革命，维罗妮卡引用了毛的著名言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问题的诞生正是因为结果不符合目的，那么就应该重新回到问题诞生之前的概念，对这个概念进行批判：这个概念不是什么，而是什么（它的本质、作用）。但分析有且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知性的思维，维罗妮卡和她的同志们的问题在于，用感性的类比来解释革命的问题，比如把对法国的革命比作洗盘子。也因为类比，他们才会在针对共产主义的分析中得出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对立，于是，为了澄清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解释中苏之间的对立上，停止了对共产主义的分析。这种思维方式的错误，是因为书面语言的局限性，背后反映的是国家文化部的保守性：为了书本的商业盈利，他们必须给读者（消费者）解释清楚一切。在这一点，从中国传来的“红宝书”本质上并没有任何不同之处，只是形式不一样，小说、杂志需要给消费者从文字上解释内容，而“红宝书”深红色的表皮就足够解释一切，只要认识这红色，然后会举起它，那就认识了共产主义。类比这种解释方式会因为文化差距而解释出不同的道理，但在“红色——共产主义”这个类比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达成了共识，所以维罗妮卡们并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偏离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陷入了“把特殊当成普遍”的思维谬误中，因为文化具有特殊性，在诸多国家中，能体现革命普遍意义的是法律。

国家，从它是由所有生活在一个法律联合体中的具有公共利益的人们组成的，从它的形式来看，叫做共同体。共同体的权利原则构成了公共权利，公共权利包括全部需要普遍公布的、为了形成一个法律的社会状态的全部法律，一个有法律的社会组织把人民联合起来服从宪法的意志。在宪法的意志被建立以前，单独的个人、民族和国家绝不可能是安全的、不受他人暴力侵犯的，而革命就是通过动摇宪法的意志来使暴力合理化（并非合法化），这种情况下，除了革命领袖需要执行革命的行动纲领，所有不收法律约束的人都自然地按照在他看来好像是好的和正确的事情去做，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意见，根据自己的爱好生活，但这反而能够做到革命想要做到的事情：根据实际情况分析问题得出行动原则和目的，并且完全按照这个行动原则去做，做到行动的结果与目的一致，因为这是自然的，所以也是符合自然科学的目的论原则的。比如亨利在一次投票表决中被多数票压制后离开了“亚丁-阿拉伯小组”，他揭露了革命小组背后的与公共权利对立的私人权利关系：他拉住伊芙的手，想继续维持伴侣关系，以及，他戳穿了继尧姆和维罗妮卡、伊芙的关系，这些都是他在小组中想做却做不到的事。说到革命行动里的投票表决，这本质上是对国家行政机关的拙劣模仿，因为革命小组根本就没有规定行政模式的宪法，所以这场投票表决里亨利的失败，本质上是他在情场的失败，相反，继尧姆和维罗妮卡在这次投票之后关系更近了一步，因为感情上的契约，才有后来的明知违反革命行动原则也要强制执行的对苏联文化部长的刺杀行动。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继尧姆穿着雅各宾派的衣帽，用三色旗作为肩带，在剧院的护栏上行走，和其他正襟危坐的观众相比他像个游魂，随后他把帽子扔下粗鲁地骂道“我厌烦了这出戏！”当自在的（情感）和他在的（革命、媒体）混在一起时，就形成了戏剧，因此也就有了戏台（涂满三原色油漆的小屋）和戏班子（亚丁-阿拉伯小组）以及剧本（刺杀肖霍洛夫的契约），但这场戏，因为革命对暴力的允许，即兴发挥的地方很多：塞尔吉不愿意签字，也不愿意被赶出小组，于是选择自杀，革命的暴力在民众中表现为谋杀，在革命者中表现为自杀；以及伊芙退出了组织，她如果早点退出组织，兴许还能保留与亨利的伴侣关系，现在只剩下她自己；作为革命领袖的继尧姆此时表现出了懦弱；原本是局外人且无任何斗争经验和社会生产经验的大学生维罗妮卡因为与继尧姆的感情契约成了刺杀者。很明显，即兴发挥已经代替了剧本。但是，即兴的恰恰就是自然的，在自然的状态下，他们的结果和他们内心真实的目的一致——学校和工作，并非革命。这不是一出很精彩的戏剧吗？

但是，既然他们的目的从来不是革命，且他们还借公共权利之名来获得私人权利的规定性，那么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答案是契约。契约不体现在革命里，而是体现在战争中。电影当中提到了两场战争，即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的口号都是“民族解放”、“反帝国主义”，这涉及的不再是公共权利或者私人权利，而是民族权利，即这个国家的宪法在建成以前，就已经有了“共同祖先”的名义来团结一群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当代的这些人民都是自然性地继承他们祖先的血统和遗产，因此他们可以像部落那样团结起来制造武器且正确引导暴力的方向，而不是像革命那样任暴力破坏一切，所以革命不能达到的目的，战争可以，从自然状态来看，各民族进行战争以及采用敌对行动的权利是符合逻辑的，即当他们认为自己受到损害时，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去行使他们的权利，在殖民伦理已经对世界而言弊大于利时，民族解放战争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实物的获得——民族获得了国家，也就拥有了立法权、社会经济权、生存权等权利，同时为民族解放牺牲的军民可以获得抚恤金，这种实物的获得就是战争契约的作用，而吸引革命小组的正是这种实物的获得，但是，他们能从革命中获得什么呢？民族权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们就获得了，公共权利和私人权利他们在法国赢得二战时就有了，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的革命不适用于法国，姑娘也不会和懦弱的男性革命者结婚，所有“他在的”，注定都是异化了的精神，即失去契约的他者。

革命失败以后男性革命者（继尧姆）的世界分裂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或者说等待革命精神自己异化的世界（始终展露真身但还遮住敏感器官的老年女性），她带来实物和力的方向；一个是纯粹革命意识建立的世界（渐渐显露真身直到最后一丝不挂的年轻女性），这个世界里的革命比之前出现的所有革命都更极端，只会带来放纵和死亡。最后继尧姆选择了前者，他得到了实际的商品、货币、有确切方向的暴力、生存权，但永远失去了革命将会给他带来的性爱、月经和用月经染成的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