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本質是某種不同于革命自身的東西，因為革命不是真正的自在、自為的，而是為他物而存在、行為，比如，法國的革命是為中國的1966革命而存在的，男性革命者是為姑娘而存在的。當法國和男性在為革命而行為時，他們自身的概念會讓位于行為過程中的經驗對象，比如标語、音樂、玩具，但是，正是在這些經驗對象裡産生了革命之前沒有建立的東西——他者的确定性，所以就有了與“自在之物”（理性、自然）對立的“他在之物”（國家、社會），所謂“他在之物”，就是純粹依賴他物而存在、而行為的實體，因為并非自在、自為，這類實體沒有内在合目的性，比如共産主義革命的目的是創造一個擁有自我意志的社會，能夠按照理性、自然的方式來協調經濟、影響教育，但最後得到的是相反的東西，亦或者，女學生革命的目的是男女平權、解放自己的身體和身份，但最後得到的是對權力、地位的過分追求，本質上和男權社會中男性的欲求一樣。革命越徹底，最後的結果就與最初的目的相差越遠。反推過來，如果今日之國家、社會是革命的結果，那麼肯定不是革命最開始想要的樣子，因為隻有自然推動的行為才能導緻目的與結果一緻，而革命是由被幹擾的情緒推動的，與之相伴的是非理性的判斷，如同月經來臨時的人類，而就是他們，高舉用月經血染紅的旗幟，企圖改變法律與倫理，進而改變社會與國家。

為了對革命的二律背反性進行革命，維羅妮卡引用了毛的著名言論“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問題的誕生正是因為結果不符合目的，那麼就應該重新回到問題誕生之前的概念，對這個概念進行批判：這個概念不是什麼，而是什麼（它的本質、作用）。但分析有且隻有一種方法，那就是知性的思維，維羅妮卡和她的同志們的問題在于，用感性的類比來解釋革命的問題，比如把對法國的革命比作洗盤子。也因為類比，他們才會在針對共産主義的分析中得出中共與蘇共之間的對立，于是，為了澄清真正的共産主義，他們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解釋中蘇之間的對立上，停止了對共産主義的分析。這種思維方式的錯誤，是因為書面語言的局限性，背後反映的是國家文化部的保守性：為了書本的商業盈利，他們必須給讀者（消費者）解釋清楚一切。在這一點，從中國傳來的“紅寶書”本質上并沒有任何不同之處，隻是形式不一樣，小說、雜志需要給消費者從文字上解釋内容，而“紅寶書”深紅色的表皮就足夠解釋一切，隻要認識這紅色，然後會舉起它，那就認識了共産主義。類比這種解釋方式會因為文化差距而解釋出不同的道理，但在“紅色——共産主義”這個類比上，幾乎所有國家都達成了共識，所以維羅妮卡們并沒有發現自己已經偏離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是陷入了“把特殊當成普遍”的思維謬誤中，因為文化具有特殊性，在諸多國家中，能體現革命普遍意義的是法律。

國家，從它是由所有生活在一個法律聯合體中的具有公共利益的人們組成的，從它的形式來看，叫做共同體。共同體的權利原則構成了公共權利，公共權利包括全部需要普遍公布的、為了形成一個法律的社會狀态的全部法律，一個有法律的社會組織把人民聯合起來服從憲法的意志。在憲法的意志被建立以前，單獨的個人、民族和國家絕不可能是安全的、不受他人暴力侵犯的，而革命就是通過動搖憲法的意志來使暴力合理化（并非合法化），這種情況下，除了革命領袖需要執行革命的行動綱領，所有不收法律約束的人都自然地按照在他看來好像是好的和正确的事情去做，完全不考慮别人的意見，根據自己的愛好生活，但這反而能夠做到革命想要做到的事情：根據實際情況分析問題得出行動原則和目的，并且完全按照這個行動原則去做，做到行動的結果與目的一緻，因為這是自然的，所以也是符合自然科學的目的論原則的。比如亨利在一次投票表決中被多數票壓制後離開了“亞丁-阿拉伯小組”，他揭露了革命小組背後的與公共權利對立的私人權利關系：他拉住伊芙的手，想繼續維持伴侶關系，以及，他戳穿了繼堯姆和維羅妮卡、伊芙的關系，這些都是他在小組中想做卻做不到的事。說到革命行動裡的投票表決，這本質上是對國家行政機關的拙劣模仿，因為革命小組根本就沒有規定行政模式的憲法，所以這場投票表決裡亨利的失敗，本質上是他在情場的失敗，相反，繼堯姆和維羅妮卡在這次投票之後關系更近了一步，因為感情上的契約，才有後來的明知違反革命行動原則也要強制執行的對蘇聯文化部長的刺殺行動。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魇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并創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時，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自己效勞，借用他們的名字、戰鬥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曆史的新的一幕。”繼堯姆穿着雅各賓派的衣帽，用三色旗作為肩帶，在劇院的護欄上行走，和其他正襟危坐的觀衆相比他像個遊魂，随後他把帽子扔下粗魯地罵道“我厭煩了這出戲！”當自在的（情感）和他在的（革命、媒體）混在一起時，就形成了戲劇，因此也就有了戲台（塗滿三原色油漆的小屋）和戲班子（亞丁-阿拉伯小組）以及劇本（刺殺肖霍洛夫的契約），但這場戲，因為革命對暴力的允許，即興發揮的地方很多：塞爾吉不願意簽字，也不願意被趕出小組，于是選擇自殺，革命的暴力在民衆中表現為謀殺，在革命者中表現為自殺；以及伊芙退出了組織，她如果早點退出組織，興許還能保留與亨利的伴侶關系，現在隻剩下她自己；作為革命領袖的繼堯姆此時表現出了懦弱；原本是局外人且無任何鬥争經驗和社會生産經驗的大學生維羅妮卡因為與繼堯姆的感情契約成了刺殺者。很明顯，即興發揮已經代替了劇本。但是，即興的恰恰就是自然的，在自然的狀态下，他們的結果和他們内心真實的目的一緻——學校和工作，并非革命。這不是一出很精彩的戲劇嗎？

但是，既然他們的目的從來不是革命，且他們還借公共權利之名來獲得私人權利的規定性，那麼他們這樣做的動機是什麼？答案是契約。契約不體現在革命裡，而是體現在戰争中。電影當中提到了兩場戰争，即阿爾及利亞戰争和越南戰争，這兩場戰争的口号都是“民族解放”、“反帝國主義”，這涉及的不再是公共權利或者私人權利，而是民族權利，即這個國家的憲法在建成以前，就已經有了“共同祖先”的名義來團結一群人，而且最重要的是當代的這些人民都是自然性地繼承他們祖先的血統和遺産，因此他們可以像部落那樣團結起來制造武器且正确引導暴力的方向，而不是像革命那樣任暴力破壞一切，所以革命不能達到的目的，戰争可以，從自然狀态來看，各民族進行戰争以及采用敵對行動的權利是符合邏輯的，即當他們認為自己受到損害時，他們用自己的力量去行使他們的權利，在殖民倫理已經對世界而言弊大于利時，民族解放戰争最終的結果自然是實物的獲得——民族獲得了國家，也就擁有了立法權、社會經濟權、生存權等權利，同時為民族解放犧牲的軍民可以獲得撫恤金，這種實物的獲得就是戰争契約的作用，而吸引革命小組的正是這種實物的獲得，但是，他們能從革命中獲得什麼呢？民族權利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他們就獲得了，公共權利和私人權利他們在法國赢得二戰時就有了，所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中國的革命不适用于法國，姑娘也不會和懦弱的男性革命者結婚，所有“他在的”，注定都是異化了的精神，即失去契約的他者。

革命失敗以後男性革命者（繼堯姆）的世界分裂成了兩個世界：一個是現實的世界或者說等待革命精神自己異化的世界（始終展露真身但還遮住敏感器官的老年女性），她帶來實物和力的方向；一個是純粹革命意識建立的世界（漸漸顯露真身直到最後一絲不挂的年輕女性），這個世界裡的革命比之前出現的所有革命都更極端，隻會帶來放縱和死亡。最後繼堯姆選擇了前者，他得到了實際的商品、貨币、有确切方向的暴力、生存權，但永遠失去了革命将會給他帶來的性愛、月經和用月經染成的紅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