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坎皮恩的多数电影聚焦于白人社会和人物，她的作品也涉及到种族和文化差异的主题。例如，《钢琴课》中对殖民时期新西兰的描绘涉及了欧洲移民与毛利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冲突。

《淑女本色》（The Portrait of a Lady，1996)由简·坎皮恩执导，根据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一位女士的肖像》改编，是一部深入探讨 19 世纪末自由、背叛和社会对女性的束缚等主题的电影。影片主演妮可·基德曼饰演伊莎贝尔·阿切尔，一位年轻的美国女性，继承了一大笔财产，随后卷入了周围人的欺骗计划，影片巧妙地描绘了她的角色从天真和理想主义到幻灭的历程。坎皮恩的导演深思熟虑、细致入微，捕捉到了那个时期错综复杂的细节和人物内心生活的复杂性。

这部电影最显着的成就之一是探索了 19 世纪末女性所受的限制。伊莎贝尔·阿切尔（Isabel Archer）不仅被描绘成她所处环境的受害者，而且被描绘成一个具有能动性和复杂性的女性，努力应对定义她生活的社会期望和个人欲望。基德曼精湛地描绘了伊莎贝尔从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女子，到逐渐认识到自身局限和他人复杂性的成熟女性的过程，这一转变不仅是情感上的，也是智力上的。电影开始时，伊莎贝尔展现出强烈的独立精神和理想主义，当她收到沃伯顿勋爵（理查德·E·格兰特饰）的求婚时，尽管对方很有钱、有头衔，甚至还住在有护城河的房子里，但她拒绝了他的求婚。她为什么拒绝沃伯顿？因为他太正确、太安全、太确定，而她希望在男人身上寻找灵感的火花。

当她的表弟拉尔夫·图切特的父亲弥留之际，拉尔夫要求其父将大部分遗产留给这位年轻女子。拉尔夫解释说：“当人们能够满足自己想象力的要求时，我就称他们为富有。”在这部电影中，拉尔夫的角色显得尤为突出，他对伊莎贝尔的热切崇拜、坚定的支持以及对她那些大胆愿望的钦佩构成了他爱情的主线。尽管他深深爱着伊莎贝尔，但由于他的急性肺病以及无法引起她的同样兴趣，他选择了一种默默无闻的爱，所以才会有上面那句以想象力为财富的发言。

而伊莎贝尔确实只渴望自由和自我实现，不愿受限于传统的婚姻和社会期望。尽管伊莎贝尔展现出坚定的外表，基德曼也巧妙地展示了她的纯真和脆弱。在她与吉尔伯特·奥斯蒙德（Gilbert Osmond，由约翰·马尔科维奇饰演）和玛当·梅尔（Madame Merle，由芭芭拉·赫希饰演）等人物的互动中，观众可以感受到伊莎贝尔逐渐意识到自己对人性和动机的误判。与许多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一样，伊莎贝尔也成了环境与周遭人物算计的受害者。她在叔叔去世后继承了一大笔财产，这本应为她带来自由和无限可能。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伊莎贝尔计划前往意大利。然而，她的计划因新结识的、心机深沉的梅尔夫人的介入而发生了改变。梅尔夫人巧妙地将伊莎贝尔介绍给了她的前情人吉尔伯特·奥斯蒙德，一个穿着丝绸衣服、外表光鲜、内心冷酷的掠夺者。吉尔伯特被伊莎贝尔的财富和脆弱所吸引，决定引诱她，让她陷入他精心布置的奢华生活陷阱之中。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尤其是她最后选择回到英格兰去看望拉尔夫·图切特，来到他的身边，这是在她经历了与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的婚姻失败和对自己选择的深刻反思之后。尽管简·坎皮恩的电影也保持了这种开放式的结局，但她显然帮助形成了一种认识，即伊莎贝尔在遭到社会的“毒打”和误解后，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调适”，最终使自己变得更加社会化。

妮可·基德曼对伊莎贝尔的刻画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一个充满矛盾、时常自相矛盾的复杂人物。她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既是一个受害者，也是一个选择者。基德曼的表演让这个角色变得生动且令人信服。

坎皮恩对伊莎贝尔的刻画既富有同情心，又具有批判性，邀请观众在深刻的情感和智力层面上与她的角色互动。虽然电影忠实地捕捉了原著的主要情节和角色，但在某些方面也做了调整和现代化的解读。那么问题来了，导演作为一个澳大利亚女性，为何要改编亨利·詹姆斯这样的古老的白人中产阶级作家的作品？

亨利·詹姆斯的原作小说以其详细的心理描写和复杂的叙事结构而著称，他的作品常常深入探讨女性角色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尽管其探讨的主题是普遍且永恒的，如自由、选择、爱情、背叛和自我认识，但它的背景往往设定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阶层，加上它冗长、高度修饰、经常充满拉丁文暗示的英语散文风格，他往往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是最难被电影这种媒介改编的作家之一。

这和她能够改编《犬之力》这样的男性同性恋小说&西部小说所体现的视野与知识转化能力是一致的。而且电影由于时间和格式的限制，不可能完全再现书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对其中的一些关键情节进行了删减。比如，在亨利·詹姆斯的原著中，伊莎贝尔选择与奥斯蒙德结婚，部分是因为她的理想主义天性，她被他表面上展现出的艺术家气质和生活在更高社会层面的承诺所吸引。奥斯蒙德被描绘成具有某种神秘魅力，至少在追求伊莎贝尔的过程中是这样的。然而，在简·坎皮恩的电影改编中，奥斯蒙德的形象经历了显著的转变。由约翰·马尔科维奇扮演的奥斯蒙德更多地被描绘为一个明显的恶棍和伪君子，他的险恶本性被烟雾和阴暗的视觉效果进一步强化。这种改变导致电影中伊莎贝尔的选择更多地被解读为对受虐倾向的一种无意识的屈服，而非小说中展现的那种对理想的追求。电影和小说在描绘这一决定性的动机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了不同媒介对同一故事的不同解读和表现吗？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无论是恶棍&伪君子，还是具有欺骗性外表的“谦谦君子”和艺术收藏家，都不缺乏被电影再现的机会。我倒认为，这反应了坎皮恩在理解伊莎贝尔这个角色身上的悲剧性时缺乏詹姆斯那样的对女主角的同情。亨利·詹姆斯的精致散文掩盖了他笔下人物面对社会约束时内心的挣扎、压抑的渴望和深藏的恐惧，但是也把这种潜层揭露在读者面前。他在小说的结尾赋予了人物惊人的力量和深度；伊莎贝尔作为一位本质上善良的女性，努力去做正确之事，却屡屡走错方向——误解了拉尔夫的信任，没能领悟沃伯顿的真情，最终也迷失了自我，但是她仍然并未丧失把生命视为一件丰富的、自我展开的礼物的认识。因此，在影片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情况不一样，当故事走向最终揭露的真相，伊莎贝尔的形象并不再是拉尔夫曾经同情和怜悯的那个女性。通过这样的叙事转向，简·坎皮恩和她的编剧劳拉·琼斯为电影注入了一种“女性主义的敏感性”。不过，亨利·詹姆斯在原著中呈现的视角反而可能更接近于真正的女性主义，因为它描绘了一个即使误入歧途也充满主动性和复杂性的女性形象。相比之下，电影版本似乎更倾向于将伊莎贝尔塑造成一个受害者或亲密关系的受虐狂，这种改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她作为一个有着独立判断和选择权的女主角的形象。

坎皮恩在电影中更多地利用视觉语言来传达角色的内心世界、影片中特定的时代（19世纪末期）和社会阶层（主要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片中的服装设计精确捕捉了19世纪末的时尚特点，包括细节丰富的服饰和复杂的头饰，反映了那个时代优雅女士们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支配能力。影片的布景也详尽地还原了19世纪末的室内外环境。从宏伟的欧洲庄园到典雅的室内装饰，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在亨利·詹姆斯的原著中，伊莎贝尔选择与奥斯蒙德结婚，部分是因为她的理想主义天性，她被他表面上展现出的艺术家气质和生活在更高社会层面的承诺所吸引。奥斯蒙德被描绘成具有某种神秘魅力，至少在追求伊莎贝尔的过程中是这样的。然而，在简·坎皮恩的电影改编中，奥斯蒙德的形象经历了显著的转变。由约翰·马尔科维奇扮演的奥斯蒙德更多地被描绘为一个明显的恶棍和伪君子，他的险恶本性被烟雾和阴暗的视觉效果进一步强化。这种改变导致电影中伊莎贝尔的选择更多地被解读为对受虐倾向的一种无意识的屈服，而非小说中展现的那种对理想的追求。电影和小说在描绘这一决定的动机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了不同媒介对同一故事的不同解读和表现。

摄影工作也捕捉了19世纪末独特的光线和色彩，通过使用柔和、自然的光线和阴影，坎皮恩和摄影师成功地营造了一种时代感，让人联想到印象派绘画崛起时对自然光的高度敏感和对颜色、日常场景的精细捕捉。坎皮恩在影片中运用了精致的画面构图和富有象征意义的视觉风格，每一帧画面都像是一幅精心构思的画作，可以说，这种镜头效果仿佛是把亨利·詹姆斯极为考究的英语文学语言“翻译”为对应的镜头语言。《钢琴课》（The Piano）中的钢琴不仅是一个物品，它也象征着主角艾达的声音和自我；海滩和海洋是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场景，则与隔离、自由和未知的可能性相关。《犬之力》（The Power of the Dog）中，蒙大拿州荒凉的山脉和它们投射的影子，以及反复出现的绳结，暗示着角色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情感纠缠。《淑女本色》中，花园的美丽和蔓延意味着自由和生长，而它的围墙和篱笆则暗示着社会的限制和束缚对女性视野造成的局限；窗户与镜子同样成为影片中代表性的意象。

在处理小说的结局方面，电影提供了一种更开放和可能更符合现代观众期待的解读。这种处理方式与原作的精神相契合，同时也加入了导演自己的视角和解释。坎皮恩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化了原作的主题，特别是在性别角色和女性自主方面。这种现代视角不仅使电影对当代观众更具吸引力，也在保持原作精神的同时，提供了新的洞见。在评价这种“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时，应当认识到电影与小说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各有其表达方式和限制。简·坎皮恩的《贵妇人的画像》是对亨利·詹姆斯原作的一次深刻而敏感的诠释。电影尊重了原著的核心主题和情感，同时也加入了导演自己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