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记者：Mauro Donzelli
...在某处我提到了《爱丽丝梦游仙境》作为本片可能的参照——当然，并不明显——但也不完全错。我可能也提到了《一千零一夜》，因为它也包含了很多个故事，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我的这部电影有两个主故事，都基于我的真实经历或身边的见闻或听闻。其中一个是关于一个非常疲惫的制作助理，他不得不整日整夜地为了一则广告拍摄开车到处跑，尽管他反复地请求，却仍不被允许回家，一直忙碌到他因疲劳驾驶而丧命于一场车祸。第二个故事是我同工伤事故的受害者一起拍摄企业影片时的经历：公司实际上在努力地将事故只归咎于受伤害的工人们，基本上是在耍他们。这些事情停留在了我的脑海里，让我在回想时感觉，它们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典型，我们罗马尼亚人所在的后极权社会的典型。这是一部对叙事非常感兴趣的电影，它的结构证明了这种兴趣：两个部分，不同风格，在第一个中与一部更老的罗马尼亚电影产生了对话。我相信结构，故事的架构，与故事本身同等重要。在这部电影中我尝试做的，是联结不同的叙事，类型，幽默种类和美学策略，我希望观众能够从中发现愉悦或惊悚的情绪，或两者兼备。
你是如何运用过去和现在，黑白和彩色的影像的？
我的想法是将一个生活在后极权资本主义社会的从事司机工作的女性和另一个生活在共产主义独裁时代的女性的形象对立起来。而Lucian Bratu的Angela Moves on (Angela merge mai departe, 1981)是唯一一部在那个时代有这样一个角色的电影——电影本身并不是其所在年代的最佳之一，有点像是一部传统的长片。像Lucian Pintilie或 Mircea Daneliuc 那样的电影人是以一种更强有力、更明显的方式具有颠覆性的（他们也是那个年代我最爱的电影人），而Lucian Bratu显然并不是。但是，更细致地观察，我发现这种电影实际上有许多待发现的颠覆成分。例如，尽管这部电影是在布加勒斯特最干净的地方拍摄，在一些短暂的时刻间，你可以看见电影中本不该出现的那些东西：等公交车的衣衫褴褛的穷人，排队领取食物的人们，一些倒塌的墙壁。这些时刻很短：几秒最多了。但我觉得他们某种程度上像是瓶子里的信，所以我放慢了这些逃过审查的时刻（或许是审查员放过了它们）来让如今的观众们能够看到它们并加以分析。这种方式下它们也变得更具有诗意了。同时，建立起来自1981年与今日影像的冲突，是一种诱导观众思考表意过程，和思考蒙太奇作为一种分析而不只是建构的工具的方式。
这部影片是否也在暗示，社交媒体网络是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的？
也许，是的。我对此还没有想很多。确实，我对社交媒体网络和影像在其中的流通感兴趣。但我主要的想法是用一种主角身上具备的形象化符号，来推测一些影像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角色的含义。我也用它来制造一些乐趣，甚至一些愚蠢的东西，这是一部带着愉悦制作的电影。
这也是一部关于制作电影有多么难的电影，Uwe Boll也在其中有着有趣的出现。
很高兴你喜欢它。我想要向一种我并不在做的电影致敬，向一位足够顽强，敢于直面针对他的作品的批评巨浪的电影人致敬。
为什么选择了这个标题，Nu aștepta prea mult de la sfârșitul lumii’（不要太期待世界末日）
这是波兰格言家 Stanisław Jerzy Lec 的一句话，在影片中他的格言也被引用了几次。嗯，有人说，标题给作品“拉皮条”，那剩下的我就不多解释，留给观众们自己想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