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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 划-

西部影谈

- 受访人 -

卞 灼

电影《翠湖》

导演、编剧、摄影指导

张 洁

电影《翠湖》总制片人

- 采访时间 -
2025年6月17日 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Part1. 个体记忆与银幕叙事

当影像呈现家族故事

西部影谈

电影《翠湖》的创作有着“高效”之美誉，从2023年剧本初稿，同年12月开机，到2024年前往金鸡创投，再到今年在父亲节这样重要的节日于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您可以详细分享一下关于《翠湖》的创作缘起和过程吗？

卞 灼

关于“高效”这件事，大家都说《翠湖》这部影片从2023年底筹备、2024年拍摄，整个过程特别高效。但其实这部作品的准备工作，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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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了从写剧本开始。外公去世后，我一直在断断续续翻译他的日记。里面有很多人名、内容都是需要我去找亲友询问的，有些敏感内容，我甚至不好意思开口询问。更让人意外的是，外公详细记录的某些“日常事件”，当事人却完全没有印象，这种现实与记录的巨大错位，让日记的内容愈发似真似幻。

原本日记只是长辈留下的生活记录，但它慢慢地变成一种在我心里面能够称之为艺术作品的东西，我萌生了想要把它改编成剧本的想法。借此休养的机会，我把它拿出来重新进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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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版本到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为之动容的影像，您是用什么样的思路去进行具体转化的呢？

卞 灼

首先，一定要找到一个锚点。最初我自己的代入感是很强的，但我学会让自己站远一点，重新去观察这个家族。我觉得它就是平行时空中另一个家族的故事，到后期创作时，更多是作为创作者去做内容，实际上，它跟我自己的连接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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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这个词或许已被频繁使用，但它确实精准地概括了我的创作根基。在我看来，只有深刻了解自己从何而来，才能清晰勾勒未来的方向。而“深挖自己”并非局限于探索个人私密的世界观，那样容易陷入自我的迷宫。更重要的是从个人经历、家族故事以及长辈们的人生轨迹中，提炼经验，寻找人生与创作的智慧。

我选择用剧情片的形式，将家族故事与个人感悟进行艺术化表达。因为有些承载着家族情感与时代印记的故事，如果仅以文献形式留存，可能局限于家族内部传播；但通过剧情片的创作，能让这些故事突破边界，被更多人看见，让其中蕴含的精神与意义引发更广泛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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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姐家的别墅，我想营造出冰冷、空旷的氛围，利用别墅本身复杂的空间结构，用大框套小框的设计，让画面一层一层地延伸出去。最为惊喜的是拍摄别墅的院子，很久没有人打理，显得荒芜如原始丛林。当我们拍摄老爷子被“丢”进庭院回望家的场景时，看着盘旋的楼梯和荒野形成的强烈反差，我和副导激动得不行，当时就觉得，开玩笑说这绝对是个“戛纳镜头”！

而大姐家是普通工薪家庭，我就想把它设计得温馨些。珠帘、云南特色灯饰，这些元素一放进去生活气息就出来了。不过在餐厅和客厅的氛围处理上，我玩了点“小花样”，餐厅用暖色调，让人感觉温暖，客厅背景却换成冷色，这样视觉和情感上的层次感就有了。家里的家具摆设都以实用为主，挂画也挂得乱七八糟，看着随意，其实都是我从生活里照搬过来的，这种真实感反而更能传递出家庭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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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影谈

《翠湖》中演员的表演动人且真实，在采访中您曾提到要求演员“做自己”而非“表演”，但不同代际演员，如云南省话剧团老演员与年轻演员的表演体系差异较大，在实拍中如何协调这种差异？

卞 灼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准备，所以演员就显得特别重要。我在挑演员的时候秉持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像”，和演员聊完之后我会根据演员的特征在剧本上做调整，使我的剧本更贴合这个角色。演员在表演起来也会少一些负担，少一些所谓的表演化的痕迹，因为可能角色和他们自己的性格，或者跟他们自己的呈现方式是非常相似的。

比如大家都很喜欢王娟老师饰演的大姐，其实一开始设计的大姐不是这样的性格，要更软弱一些，最后反差拉的可能会更大。但当我看到娟姐之后，我觉得她的性格里有非常洒脱的特点，有一种“我想干嘛就干嘛”的气质。我认为我需要在剧本上往她自己本身的性格再去靠拢，她也给我提了很多意见，这是一个有机的互动。演员、导演包括剧本之间并不是根据台本去表演，我跟我的演员都是先彼此理解，再把剧本拆分、揉碎到自己身体里面去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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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影谈采访《翠湖》导演卞灼、总制片人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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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映后也提到，影片融资阶段曾在北京、云南尝试寻找投资，但很可惜没有找到合适的投资方，最后《翠湖》是家人朋友一起齐心协力筹集了200多万资金进行拍摄。

张 洁

是的，但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的演职人员拿着非常非常低的劳务，与他们的付出不匹配，这种方式是难以长期坚持的。我们还是希望好的电影创意在中国的电影生态中得到支持，无论是来自官方还是民间的公司，都应该有它们的生长空间，这是我们内心的愿景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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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菊打官司》（张艺谋，1992）

还有一个“新”是表达方式，电影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与探索表达的可能性，除了对题材的严格要求，我们尤为注重作品的创新表达，力求在叙事、镜头语言等方面有所突破，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

在我们的理念中，优质的“新现实电影”应当具备锐度、深度、温度三大特质。所谓“锐度”，就像韩国电影《辩护人》、国内的《我不是药神》，敢于直面当下社会热点与矛盾，以犀利的视角切入现实问题；“深度”则体现在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刻洞察上，如伊朗电影《一次别离》，不刻意揭露批判，而是以冷静客观的方式展现复杂的社会现象与人性纠葛；“温度”则要求作品在冷峻的现实描绘中，传递出温暖的情感与人文关怀。我们坚信，只有同时具备这三大特质的电影，才能真正打动观众，引发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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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影谈

《翠湖》的剧本完成度和制作水准都很高，所以接连入围了许多创投，但您刚才描述到因为现场情况和表演氛围，经常会修改戏份，很好奇您的剧本具体什么时候定稿的？

卞 灼

实际上在拍摄的时候我也还在改，可能真正的定稿是在快杀青的前一周。有一场戏我觉得大家是笑得最大声的一场戏，小倩带着徐正未打先招，先领了结婚证，再回来见父母，那场戏我在原先剧本中呈现的是两页的长戏，大家有不同的情绪反应。我本来的剧本设定是父亲在家庭中是处于被压迫的情况，但当女儿作出意外之举的时候，父亲变成了家里唯一支持女儿的人，父亲在一阵慷慨激昂的陈述之后开始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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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湖》拍摄现场

晓倩的转变是她理解了父母其实不是不爱自己，他们的深层逻辑里是爱她的，在那场戏里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份爱，外公实际上是旁观者，他最后只是给了她一张银行卡，中间有两页纸左右的对话我全部删掉了，变成了现在的呈现方式。

翠湖宾馆原先那场戏会更文艺一些，小艺更像一个闯入者，我们通过小艺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个家庭，并且在剧本里小艺这个人物的功能性会更强，刺激了树文对家人、对自己的重新思考，并且是非常直白的。我写的时候是比较俏皮的，没有那么深情，那个时候的戏里，小艺和嫲嫲之间的情感纽带也没有现在这么强烈。因为她姆姆没有死，只是跟随着嫲嫲来拍纪录片。小艺的这种洒脱、率真和对于家族的关怀，给宇硕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给他造成了一些影响。

其实，生活里的意外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就显得特别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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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湖》入围上海国际电影介绍

在审片阶段，国家电影局、云南的审片专家都希望我们把电影时长能够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但这样就不是《翠湖》这部电影了。从家族代际这个角度上来说，两个小时其实一点都不长，三代人的纠葛与命运，在这个片子里面每一代人展现得还是比较从容的。但我们也有担心，观众能不能坚持看完？我们很惊喜地发现大家都留下看完电影，并且那天的笑点比我们当初自己看第一版的时候要多得多。这部电影花费200多万能呈现这样完整的艺术效果，已经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电影当中的一些台词的年代感是特别强的，那些台词说的是我们过去历史上的创伤，导演轻轻一笔带过，但台词后面还是痛的历史。所以外公默默给了卞灼很多灵感，这部电影不像是一个30多岁的导演拍的，倒像是4、50岁，成熟度是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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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卞灼在《翠湖》拍摄现场

西部影谈

卞灼导演，张老师在您心中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想要一起创作呢？

卞 灼

张老师是我的榜样。我回国之后是非常苦闷的，我觉得我想要做的东西非常难以实现。我的确像张老师所说的那样，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但一次次被现实所鞭打。

疫情那几年，每个人都不好过，我也非常压抑。张老师突然给我抛出橄榄枝，我非常兴奋。他一直是我崇拜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一直保持着自己真挚、热情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看待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也希望能够成为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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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卞灼在《翠湖》拍摄现场

张 洁

当我们做出某种符合常识、常态的选择或行为的时候，大家觉得你非常了不起，那只能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病了。做导演也好，做新闻调查也好，首先解决的是做人问题。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态度，哪些东西该建设、哪些东西该批判，我们内心要有衡量。要重视自己的生命体验，借助自己的创造力表达对社会的善意。建立起这种价值体系后，无论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做什么样的电影，都会有帮助。

我有个朋友叫王开岭，他写了本书叫《精神明亮的人》，这本书是我见过从文章灵魂到遣词造句最美的散文集。我也经常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团队这群人，我们在疫情期间也创作了《无限宇宙之王》这样一部三十多分钟的短片，通过互联网在自己电脑前表演，我们的创作和思考是不停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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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湖》制片人关南在片场

咖啡馆的那个下午我们聊得很愉快，但似乎彼此的头顶上还有一丝的忧愁，他先聊到自己回国后在北京的创作状态，包括拍戏和当时写的好几个剧本，又说起回到昆明后摔断腿创作《翠湖》的经历。由此我们聊起各自的成长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电影及创作的想法，我们暴露了自己的脆弱和对世界的怀疑，但同时又告解彼此在废墟之上要去建立起新的东西。他对未来有不确定感，又很笃定想要去拍这么一部电影。而我已经很久不做电影相关的事了，他想让我做外联制片，给影片找合适的场景，基于我对昆明这座城市的熟悉与热爱。那天我们告别的时候，他说了句，关老师，谢谢你，你是我回来昆明交的第一个新朋友。我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了。

回去后他把剧本发给我，我花了一个小时看完，非常惊喜，完成度很高，顺其自然就开始进入到《翠湖》的工作中。如果说是什么机缘让我加入进来，第一是导演的真诚与信任，第二《翠湖》是个好剧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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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卞灼

大学一毕业，我就剃了光头，打算骑车从外地回云南，可刚出发不到一周，父母就接到教导主任的电话，让他们关注我的精神状态。在家人的轮番劝说下，我无奈返回。但安稳的生活实在让我待不住，正式毕业后，我顶着巨大压力，和同学从成都骑车前往拉萨。这一路上的经历，如今大多已模糊不清，但有一幕场景我至今难忘。

刚进入西藏境内时，突降暴雨引发山洪，山体滑坡阻断了道路。我们被困在路前，最后只能扛着单车，像红军长征般翻山越岭，走了小半天时间才越过那座山。骑行的过程无比艰辛，每次爬坡都累得怀疑人生，可一旦到达山顶，风驰电掣般冲下坡的快感，又让我觉得一切都值得。就这样，我们坚持了一两个月抵达拉萨，之后我还在拉萨游玩，并和新结识的朋友前往尼泊尔。在西南地区漂泊了一年后，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得为未来做打算。

于是，我决定出国读书。由于没有时间准备考试，我申请了几乎没有门槛的旧金山艺术大学，一开始选择学习导演专业。当时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毕竟一直喜欢看电影，但学了半年后，我发现课程内容和自己的预期差不多，该看的电影也都看了，感觉没什么新东西可学，我想着不如学点技术，多了解些不同领域，就转去学摄影，也正是在学习摄影的过程中，我才真正明确自己想要从事电影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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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湖》拍摄现场

在美国求学时，老师常说与其在好莱坞排队等待机会，不如回国做“电影大鳄”。那时的我对国内影视行业充满憧憬，再加上在美国拍婚庆收入不错，生活没什么压力，就听从老师建议回国发展。可现实却给了我重重一击，收入和预期相差甚远，那段时间我甚至陷入抑郁。不过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许多优秀的独立电影创作者，比如王晶导演，还有张献民老师也鼓舞我向前，是他们让我心中对电影的热爱之火始终没有熄灭。

我拍摄《翠湖》时，创作过程中的苦闷始终存在，但我逐渐学会把这种苦闷转化为创作动力，有时在家打游戏荒废一天后，内心的苦闷会驱使我强迫自己花两三个小时写剧本。对我来说，与苦闷共处，将它化作创作的燃料，也是每个创作者肯定会经历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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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节《翠湖》映后现场

西部影谈

您曾谈及新剧本是单车公路片，聚焦少数民族戏剧，这与《翠湖》的家庭题材差异较大，为什么想要创作这一故事呢？

卞 灼

《田野调查》剧本以90年代初为背景，讲述一位研究戏剧的教授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骑行收集民间戏剧的故事。这个角色的原型是我的二伯，他是云南首位戏剧系博士，他40多岁便因过度透支而须发皆白，常年酗酒、熬夜写作，始终坚守在文化研究的纯粹世界里，从未向市场经济妥协。小时候我曾嫌他吝啬，长大后才懂得，他精神世界的高度，远比物质财富更值得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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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生存》（西恩·潘，2007）

剧中特别设计了大量少数民族戏剧元素，既有已消失的古老仪式，也有被商业异化的现存形态，主角骑行在未通公路的荒野中，不仅是身体的跋涉，更是文化寻根的隐喻。二伯用生命践行的“知识分子风骨”，在剧中转化为对文化纯粹性的坚守，即便结局并非“圆满”，但那种不为世俗所动的精神净土，依然能给当代坚守理想的创作者以力量。

西部影谈

想请您对正在创作、奔赴电影的年轻人们分享一些心得体会。

卞 灼

其实我也还是年轻人（笑）。我想说，创作的苦闷如影随形，但关键是要学会与它共处，将其转化为创作的力量。生活中看似破碎的废墟能拼贴出最美的图景，爬坡的艰辛与下坡的快感会交织在一起，最终都会成为滋养创作的养分。

/《翠湖》剧组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红毯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