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靠近、剪切

那么，《好莱坞往事》的最后一个镜头里，是何种眩晕？

仅凭这一个镜头，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显现为一种漫长而又不确定的方式，只为让一个邻居遇见他的邻居。我们呢，我们可以在电梯里、在信箱前、在楼梯平台上遇到邻居。在洛杉矶，这不可能（除了住在市中心的穷人），因此最终的眩晕并非塔伦蒂诺在《无耻混蛋》中（通过谋杀希特勒）所尝试的那种：改写历史并非一种复仇，因为莎朗·塔特在这里完好无损。没人动过她一根头发。这眩晕之所以更常见，是因为它显现为家常便饭。兴师动众就为这个？雷声大雨点小？不。是这只"小老鼠"突然让这头"大象"变得和它一样轻盈——一种私密的轻盈感，仿佛守护这样一种（邻居间相遇的）可能性触动了导演的内心，也许关乎他的童年，也许关乎他对过去的执念，也许关乎他深陷电影史之中。

还有哪位电影人会想到，从一个举世闻名的社会新闻出发，却不去讲述它，反而编织一个如此微薄的故事，将历史悲剧反转成仅仅是邻里交往的允诺？没有。塔伦蒂诺发明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观影时，我持观望态度，但这感觉并不令人讨厌。我恰恰看不清影片在讲述什么——有些场景我觉得不错，有些则不然；我焦虑地想着莎朗·塔特何时会被残杀；那种标志性手法饱和与叙事松弛的结合，是《危险关系》之后塔伦蒂诺的特色，让我觉得有趣但并未让我完全投入。总之，影片在我看来有点模糊，有点散漫。是最后一个镜头改变了一切。那时我感受到一种既高昂又私密的欢欣——完全不是那些最热心的阐释者们所说的那种心碎感。

评论家们常常对结局有另一种解读：电视（迪卡普里奥 / 里克·道尔顿）终于被邀请进了电影（玛格特·罗比 / 莎朗·塔特）的家。这在我看来具有误导性，因为莎朗·塔特在整部影片中都被呈现为明星体制下的一个小配角。尤其是在"大脑"戏院的那场长戏中。她对自己出现在银幕上感到如此难以置信，以至于她可能会想向自己要个签名。因此，她和两位男主角一样，也徘徊在好莱坞的大门之外——她最多只踏入了四分之一只脚。我相信最终的诉求并非思辨性的，而是情感性的。何种情感？里卡多·穆尼奥斯曾告诉我，在好莱坞电影中最触动他的并非某个电影场景。而是一个纪录片镜头——1962年，玛丽莲·梦露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为肯尼迪演唱《生日快乐歌》，她突然脱下貂皮大衣，露出一件缀满2500颗珍珠的丝绸礼服。他在塔伦蒂诺影片的结尾感受到了类似的情感。为何？玛丽莲几个月后就将香消玉殒，肯尼迪即将遇刺——自杀，谋杀。民主党正在筹款。那件礼服如此紧身，玛丽莲从未显得如此赤裸。醉醺醺的"忠诚先生"彼得·劳福德多次宣布女演员登场，却未见其人。她让人苦等。当她终于出现时，他介绍她为"已故的玛丽莲"。是又一次迟到，还是已然被怀念？是又一次任性，还是已然逝去？

在塔伦蒂非历史性的虚构中，如同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历史纪录片里，我们同时感受到明星的奥林匹斯山被保存了下来，而又从未如此脆弱，由此产生的情感在实时摇摆——名望的光芒与死亡的阴影。在这双重光线下，一个日常举动（遇见邻居、祝福生日快乐）变成了一段漫长却不显山露水的奥德赛的加冕礼。之所以不显山露水，是因为奥德赛在这里并未被当作奥德赛来讲述，影片长时间地戴着由一系列离题片段拼接而成的面具。因此，这加冕礼依然是悬疑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何不将它当作一件珠宝佩戴——在手腕，在颈项，在指间？这是影片那忧心忡忡的乌托邦，是纪录片那令人不安的醉意。没有比玛丽莲更不确定的女演员，没有比肯尼迪更不确定的总统。在全世界闪光灯的噼啪声中，她对他耳语，既猥亵又稚气，说着人人都说的话——然后便永远地消失了。剩下的是去想象，里克·道尔顿终于进入她家后，能对莎朗·塔特耳语些什么。"喜欢这个街区吗？""您什么时候搬来的？""我们是不是见过？""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