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成为巢在北京的头几批观影者。First最佳纪录长片的头衔很容易让人把期待打得过高，实际观影后还是比较失望的，一个最笼统的感受就是这像电视台拍的亲情调解节目而不是纪录片。导演着重表现家庭中的矛盾冲突，但只是聚焦在最表层的“吵架“上，对整个家庭的来龙去脉不是很有兴趣，甚至很多近在眼前的问题都没有去追问，反而本末倒置地去强调拍猫拍出了几层隐喻。这放在虚构作品里也许是巧思，放在纪录片里，比牵强附会好不了多少。接下来具体谈谈这片的几个关键问题。

模糊的现状

房睿君的生活大概有三条主线：婚姻，宗教，无法融入社会。婚姻是房睿君生命中最大的愿望，因为他对社会环境的抱怨最终都落脚在自己无法结婚这个事实上，甚至和教友的对话中还说自己就算要在结婚后立马下地狱，也想尝一尝这个甜头。面对如此重要的话题，导演仅仅只展示了一场没头没尾的甜品店相亲，就对此再无补充了。导演难道就不好奇婚姻对房睿君真正意味着什么吗？他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婚姻执念？又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这当然不是要导演给出一个答案，但片子给我的感觉是，导演甚至连往里面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宗教是房睿君最热衷的事情，片子里的房睿君买了很多书，去了趟礼拜，办了个展，元素好像很多，但都浮于表面。我没有感受到房睿君对宗教知识滔滔不绝的表达欲望，展览上说的东西也比较没有营养，很难不让人怀疑他到底有多少学问，但导演没有深究。买书是房睿君家庭矛盾中一个很关键的导火索，房爸说他只买不读，那他究竟读了多少？导演没有解答。其中很多英文原版书，房睿君看起来吃力吗？房睿君选书的原则又是什么？英文原版书一般价格不菲，对于这个不富裕的家庭到底意味着多少财务压力？有个镜头房爸吃个泡面都嫌贵，英文原版书又是怎么买的满屋子都是的呢？……另外，房睿君和教友群体的互动也丝毫未提及，教堂到底在房睿君的生活中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他会定期参加礼拜和活动吗？他的展览是关于教堂造像的，那他对上海的教堂里的造像有多少理解，会把上海的教堂都跑一遍吗？……有太多可以问的了，但导演不知怎么地都没看见。

房睿君与社会的疏离一直在他的口头表述中得到确认，但片子里却几乎没有展现他是如何与这个社会互动的。房睿君抽样员的新工作，无厘头地来了又无厘头的没了，教友和家人的几句聊天就盖棺定论了，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绝佳展现房睿君如何与社会互动的机会，然而影像却在最该出现的时候缺位了。

不可知的来路

按年龄推算，房睿君大学毕业的时间大约在2008年前后，那正是经济形势烈火烹油的几年，学历贬值的程度还不深。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应当是房睿君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节点，从现在结果倒推，他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逐渐“脱轨”，这意味着要理解现在的房睿君，就必须要寻访过去的房睿君，找到他异于常人的来路。可惜的是，导演对房睿君的过去几乎没有追问，甚至在房妈提到房睿君小时候因为想要小狗而脑子坏掉的时候，导演仍旧没有重视这段十分反常的关键故事。

缺失的家庭结构与虚浮的城市叙事

许多影迷在讨论中提到，片子对房妈着墨甚少，在我看来这正是因为房妈不参与吵架的缘故，而不吵架就“没戏份”的原因，恰恰是片子的叙事核心过度聚焦在吵架上。传统家庭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妻子/母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家庭结构本身，而家庭结构在片中的神隐直接让房睿君本人的故事变得更加不可理解，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奇观”的色彩。家庭结构的神隐还意味着家庭史的缺失，而家庭史是将家庭联系到“城市叙事”上的必要纽带。片子的城市叙事主要是通过沪语塑造的，结尾处大量的街景空镜再一次强调了这一点。但从叙事内容上看，上海本身的存在感很低，因为首先我们不清楚上海的发展如何具体影响了这个家，其次，房家当下的生活好像和上海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住老破小，买不起房，找工作难，这些都不是上海独有的问题。历史和当下的“双脱节”让这部片子的“城市叙事”显得虚浮，但恰恰是这种虚浮能让年轻人感到普遍共鸣，因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叙事”极大地被生存焦虑所占据，而这正是虚浮的“上海叙事”投射在集体意识中的形状——这其实不是上海的叙事，而是当下的社会生活的普遍主题。

乍看全都是，细品没一点

片中激烈的辩词一开始还是很吸引人的，但是吵来吵去发现只有观点，导演也不知道拿这些东西怎么办，最后就索性给观众当个热闹看，一面说明“家庭关系紧张，儿子观点偏激”，一面让大家听听平常听不到的东西爽一下。但本质上，这样的呈现和网上键政没有太多区别。在如今这个社会意见分歧严重的年代，支持和反对代表的不仅仅是观点，而是撕裂的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同时也代表自身对处境和经验的认知。这些言论本来是进行诘问的好素材，比如，房睿君是否真的有一套自圆其说的逻辑证明社会环境是他生活不顺的主因？又比如，房睿君被开除的时候房爸说要跑去xx局门口闹，这是否和他吵架中的言论相悖？他如何看待表达不满这件事？这个家庭的矛盾，导演只捕捉到了形式上的争吵，而对深层次的，观念上的不和显然缺乏洞察。

虽然说纪录片没有故事片那样的自由度，但仍然能够很好地反映导演的意图。面对房睿君这样一个被生活现实挤压的对象，导演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他的处境，也意识不到关键的信息都藏在哪里。她原本想拍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最后面对的却是一道现实的考题，而这道题，也许她本人也未曾回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