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路狂花》导演：雷德利斯科特
距离这部电影上映已经过去了30年。30年的时间里，再未有过如此令人热泪盈眶又热血沸腾的女性主义电影，即使它直白浅显。影片讲述了两位女性因枪杀了强奸未遂的男招待而踏上逃亡之路的故事。
...在影片一开始，塞尔玛是典型的、刻板印象中的家庭主妇形象——美丽、温柔、贤惠。在典型的父权制的家庭结构中，塞尔玛有着虚伪的自由欲望，她向往自由，却因一直处于男权社会营造的温柔乡的欺骗之中而过于单纯，她学着路易斯吸烟、在遇到男招待的骚扰她追求“自由”而最终导致被强奸。路易斯的形象则与塞尔玛形成鲜明对比。她清醒、洒脱，一眼识破男招待的意图。在（或许令人不解的）突然枪杀男招待后，她不像塞尔玛那样惊慌失措，而是极度冷静地处理。显然，她熟识了男权社会逻辑，是压迫和剥削女性的强盗逻辑，并询唤、引领塞尔玛“逃离”。
...人物弧光发生在他们发现由DJ偷走了她们的钱。路易斯因此崩溃，不知所措，塞尔玛经过“一夜情”实现了对男权社会的逃离，真正地有了对自由的渴望，一反之前的优柔寡断，行为举止更加无拘束，转而是她引领路易斯的逃离与反叛。她们两人实现了某种同步与和解，塞尔玛换上了牛仔裤、路易斯偷来了牛仔帽，这两件典型的美国西部片的牛仔形象，同时也是自我建构的、去标签化的过程——我们可以成为任何人。
...当她们得知被起诉后，是等于被男权社会完全的否认，被置于男权社会的边缘，但同时也是另一片天空的主宰。
...影片中牛仔形象的能指的出现伴随着景别的变化，戈壁美景与广阔天空开始铺满整个画面，以此作为两位女性心理的外化。
...影片中的几处打电话场景极富象征意味。在影片开始中即使两人非常忙碌，通话是非常通畅的，是女性之间的“互认”。而当塞尔玛要向丈夫“寻求”某种通行许可时，丈夫的不耐烦是对女性表达的否定，在男权话语体系中，女性是“失语”的、作为男性客体的存在。在塞尔玛和丈夫第一次接通电话的情节中，丈夫丝毫不关心塞尔玛的处境，他关心的是橄榄球赛——一个极具男性意味的运动，他将话筒放下而去看球赛，无论塞尔玛说了什么，电话的另一边，男权社会中，是无声的，丧失话语权的。正如戴锦华老师所说，“我们无法在男权中心的天空下另辟苍穹”。而在与男权社会决裂后，塞尔玛主导了通话，她识破了男性欺骗女性的把戏（女人都喜欢这套），果断地挂掉了被窃听的电话，而使电话另一端的一屋子男性“失语”，实现了真正地反叛与超越。
而男权社会依旧“阴魂不散”，不断地追捕与警官试图与她们和解，软硬兼施，是对她们的询唤，是依照男权逻辑对女性反叛的压制与对女性的建构。
...影片是否实现了女性叙事或女性表达我不敢断言，因为导演雷德利斯科特与我都是生理意义上的男性，但它无疑做了反传统的叙事和表达。将女性主义融入警匪片、西部片、公路片的类型电影叙事。它在90年代具有的强启示性在今天依旧有效，是60年代席卷世界的反叛精神的延续。（摘自戴锦华老师）路易斯与塞尔玛从一开始追求那遥不可及的一所房子，那是逃离父权的世外桃源，是伍尔夫的“一所自己的房子”，而他们在反叛中意识到了，她们有“自己的一辆车子”，在女性表达的路上不断前进，实现“自我的超越性”。她们深知，必须要将反叛的道路进行下去，永不和解，否则，等待她们的就是成为“阁楼上的疯女人”。所以在影片结尾，她们说的不是let’s go die,而是，let’s keep going——让我们继续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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