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邯鄲案和《周處除三害》有着不少共同關鍵詞：基層社會，暴力兇殺，個人恩怨。但仔細看來，兩者間卻是迥異大于微同。
邯鄲案在收獲大量流量關注後，輿論壓倒了一切。刑法學教授、著名女歌手輪番出場，之後副國級領導也在基層調研過程中專門回應了：“高度重視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對未成年人實施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緻人死亡等嚴重犯罪，符合核準追訴條件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經此，該案已從“是否追究三個兇手的刑責”變成了“在多大程度上追究他們的刑責”，主要矛盾由定性問題變成了程度問題。因而該案在兩會時間節點後選擇了全然依順民心，就更多地指向了法律領域内部的專業辯論（怎麼判？判幾年？），它也必然就逐漸淡出民衆視野。
而在《周處除三害》中，是非正義無法通過正常法治渠道得以解決。被繼父長期性侵的小美報警了嗎？沒有。被尊者精神催眠的信衆們打過一個市民投訴熱線嗎？也沒有。為什麼？因為報警的成本太高，兇手就在你身邊、和你朝夕相處，你報得了警嗎？而且執法機關的辦事效率也沒有想象中那麼高，電影中陳桂林可以屢次擺脫追捕，去自首卻還需要排隊、全程沒人認出他就是通緝犯，這就折射出現實世界中執法部門的低效與無能。最終，就連追緝殺人王TOP1和TOP2的任務，也隻能落在同為黑幫成員的陳桂林身上。這是導演的巨大諷刺：黑幫系統的潰敗究竟需要寄望于系統内部的自我革命，而司法機關卻隻能等在場外，等待陳桂林這個關鍵變量的良心覺醒和自我向善。
《周處除三害》更現實主義一些，它把警力的匮乏、警員的無能、民衆的愚癡全部表現了出來，它突顯了“浪子回頭”的逆轉和私力救濟的奇效，也就同時徹頭徹尾地否定了現實司法系統的作用，因而《周處除三害》是徹底悲觀的，它完全不相信這套司法體制。
而現實中邯鄲案的成分就更加複雜，它有法學教授、人氣歌星和萬千自媒體的及時介入，這些外力成分迅速保障了案件的新鮮感、正義感。在大衆矚目下，案件變成了一次公開執法和一次典型法治宣教，因而它的結果必然不會令人失望，“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結果必然毫無懸念地再次降臨。
然而并不令人樂觀的是，殺一個未成年人的案子竟也需要動用如此多的社會關注，才能确保一個令人滿意的最終審判結果。那麼那些殺全家、殺幾家的案子呢？那些無法區分投河自毀和抛屍的案子呢？那些投毒後又完美滅失犯罪證據的陳年案子呢？很明顯，這些案子的處理難度更高，不僅需要更多勇氣去觸碰更多人的利益，也需要更高的處理智慧。既然有這麼多的“需要”，那麼不如讓這些案件泯滅，畢竟擦掉一道奧數題比完美解答它，要容易得多。
魏晉時期的劉義慶在《世說新語》中收錄了《周處除三害》這個故事，把它當成一個佳話、一個道德規訓故事。魯迅稱《世說新語》是“一部名士的教科書”，因為《世說新語》這本書的一個重要作用也就在于輸出道德律令、影響社會風氣。它在記錄漢晉時期士大夫生活方式、精神面貌的同時，也夾帶了劉義慶本人對于各色社會人物的品評褒貶，因而《世說新語》本身也是有立場的，它在根本意義上是認同并維護封建統治的，這是它的時代局限性。
期許一個浪子回頭，并把這種鮮見的覺醒人物個例視為普遍情況，是天真的、幼稚的。這個道理是一千多年前的劉義慶所不懂的，他以為惡人是可以被勸善的，他以為需要被矯治的隻是一個又一個惡人本身。但這個道理黃精甫應該是懂得的，雖然因為市場制約和審查需要，他在導演和劇本編寫過程中最終認同了《世說新語》的價值立場，但我卻始終覺得陳桂林的幾十發子彈，并不全都射向那個全然黑化的尊者，他還另有所指，因為那畢竟是一把警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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