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式的父母來說，一份穩定的工作不僅是兒女在畢業後的首要目标，甚至也是最高要求。公務員、事業編、教師、醫生……有了這些标簽，丈母娘必然“龍顔大喜”高看你一眼。
雖然體制内安穩，但每年都有人在盤算着如何“逃離體制”。
“有份穩定的工作就行啦，别人羨慕都來不及呢，你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好好幹下去吧！”這樣的話語聲我們仿佛都聽到過，那麼，問題來了，體制的好與壞究竟是什麼呢？它為何如此令人向往，亦又為何每每束縛心靈與創造力？
劉擎教授在《西方現代思想講義》中舉過一個例子：貓王、披頭士、滾石樂隊……這些20世紀搖滾樂的偉大代表具有激進的反叛性，不僅宣稱要抵抗傳統價值、追求個性解放，而且還鮮明地針對政治并積極介入各種政治運動之中，包括民拳運動、女全運動和反戰抗議，等等。搖滾樂有着廣泛的大衆影響号召力，又如此激進鮮明地反抗體制，照理說，應該會形成強大的反體制力量吧？
然而結果是，沒有。因為資本主義體制把搖滾樂給商業化了。給你舞台，給你排行榜，給你巡演，給你發唱片……搖滾樂手成了資本化、商業化的大明星，獲得了巨大的個人财富和社會地位，成為上流社會的一分子，最終卻被這個體制成功吸納，他們甚至并不反感“被招安”。而那些商業化失敗的搖滾樂手，則被邊緣化，無人知曉，慢慢消亡；有些才華橫溢卻不為人所知的歌星因此而陷入頹廢和絕望，甚至自殺了世。而成功了的歌手也日漸喪失了其原有的銳利與創意，變得庸庸或平平。
劉擎說：“資本主義體制的控制力量是如此強大，它能夠靈活地應對任何尋求反抗和解放的挑戰，極其有效地‘收編’反抗力量，把異端改造成主流，最終成為體制的一部分。”
對于這種現象，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說：“在這種新的控制模式中，違背或超越主流的另類觀念、願望和目标，隻有兩種命運：要麼被排斥消滅掉；要麼就是按照主流世界的原則被轉化，轉化為現存體制能接受的方式繼續存活。”
是的，對于我們每個人也是如此：面對人人遵守的龐大體制與遵從慣性，我們無力避免成為“烏合之衆”中的一員，雖然有時會反感、會焦慮，但最終仍無法避免盲從的結局。針對這一情況，有兩種選擇：一是投降主義，對于我無力改變的，我就坦然接受它，甚至加入它；一是“非暴力不合作”，我雖然當前無法反抗，但是我的思想依然盡可能地保持清醒的獨立，積蓄實力，待時而動。
體制是限制自由與創新的地方，它出奇的穩定是以讓渡更多可能的未來作為巨大代價的。沒了自由的空氣，就沒有思想的生存土壤，就沒有了前進的動力，因而很多人躺平。羅永浩說：“都說體制外的工作收入是不穩定，但有可能人家用1年的時間掙到你在體制内10年的工資，再用剩下的9年去迷茫和選擇都是可以的。”也許，體制内是一個避風港，你可以在這裡獲得喘息思考的機會，你可以在這裡修修補補，但如果你永遠停留在這裡，那麼當其它所有船隻都揚帆競起的時候，你自己的航線又在哪兒呢？
病毒已經離開，2022年給了所有人以思考，所有陳朽堅固的一切都煙消雲散了。那麼，在浮雲飄散之後，我們是要繼續蒙昧地過活，還是心生沖破牢籠的向往？如果是後者，那麼目标是什麼？道路在哪裡？又該去如何建設如何發展……這些問題都一一擺在了我們的面前，如果我們依然懶于去追尋和思索，那麼這些逝去的時光和這場役情又有何存在意義呢？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體制内，就像不是所有人都必須考研一樣。莫言小學沒畢業，但他掌握的文學知識不比同專業的博士生差——因為他在自我教育，他在持續地“自我更新”。盲從是最大的無知，别人買房我也傾家蕩産買，别人考教師資格證我也報班去學去考，别人生二胎我也模仿着去生……仿佛再晚一些就會掉隊、被淘汰。這種“勤奮”其實是更本質上的懶惰，因為他已懶得不願去挖掘自身的特點、他已懶得不願再去分辨自己内心的聲音，他就隻是想早早得到一個确定性的答案，而不管這答案是否真的更好、甚至是否正确。
有舍有得，有所得則更必有所失。進了體制，有了保護，内心安穩；在體制外，風險更高，也更辛苦，技能之劍也更容易得到磨砺。人生處處是苦，處處有挫折，也許我們隻能且行且歌，畢竟世上隻有一種成功——那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度過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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