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年初，西部影談主編張也奇對電影《村莊·音樂》的導演王麗娜進行了深入的專訪，彼時，這部電影尚未在銀幕上與觀衆相見。時隔一年半，《村莊·音樂》入圍第八屆平遙國際電影展“藏龍”單元，電影中那些如花般生動的人們、流動美妙的音樂、具有精神力的村莊和充滿哲學意味的詩歌在銀幕上緩慢流淌，關于維吾爾族的文化史詩以最為優美的方式與觀看者産生鍊接。
...影片講述了塔克拉瑪幹腹地的小村莊裡一個家族的生活，以男孩賽乃提的視角，構建了一部關于村莊音樂的心靈史。通過對大地、文化和人際關系的深刻描繪，王麗娜不僅展現了新疆獨特的地域風情，還探讨了人類存在的深層次意義。而獨特的黑白影像也更好地表達了生命的神秘性與複雜性：在光與影的交替中，展現出生命的悲歡離合與時間的流轉。王麗娜提到，電影中的音樂與語言蘊含着深厚的人類文化和生命哲學，正如她所言：“一切都是未曾發生過，直到它被描述。”這種對文化傳承的敬畏和對生命本質的思考貫穿全片，使其超越了單純的叙事。
...在訪談中，王麗娜深情回憶了創作過程中的種種經曆，她與那些偉大的音樂人和詩人的相遇，賦予了電影更為豐富的情感底蘊。她強調，每個角色、每段旋律都承載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記憶與夢想，展現出了對自然、對人類精神力量的深切敬仰。因此，《村莊·音樂》不僅是一部關于音樂和成長的影片，更是一首獻給生命、文化與自然的頌歌。以下是《村莊·音樂》的專訪實錄。
張也奇
在婁烨的《蘭心大劇院》上映之後，他自己在訪談裡談到對黑白影像的使用并沒有可以追求一種攝影技術意義上的完美，同樣，在《村莊·音樂》中我再次看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富有個性的黑白。在大家普遍的印象裡面，新疆的影像書寫往往呈現為絢麗的民族服飾、鮮豔的豐饒物産等高飽和的色彩景觀，電影《村莊·音樂》中大膽的舍棄了色彩表達，這對很多觀衆可能是一種沖擊，那您為什麼想到用黑白的技術去呈現呢？
王麗娜
《村莊·音樂》在拍攝之初，就和攝影老師确定了用黑白影像，雖然我們采用了四季拍攝，但是還是放棄了彩色，希望通過黑白的影像，能更好的凸顯村莊的人們和音樂本體，夢境的部分選用紅外和跳跳白。另外，在我心裡民間音樂也像黑白一樣有一種直抵人心的力量。
...王麗娜
前期跟攝影老師一起探讨的時候，除了黑白之外我們還應用了紅外拍攝，在賽乃提的夢境裡，在羅赫曼的回憶裡都采用了紅外拍攝。你剛提到的一個方面我特别認同，就是它超越了一些東西。人的生命本質是充滿了神秘性的，紅外攝影在光影裡增加了這種神秘性。
有人說天堂的樣子就是圖書館，我就覺得自然裡天堂的樣子，就是童年初始的時候。小男孩在開滿永生花的田野裡奔跑，那是人類童年的永生花。祖母一次次走上屋頂體驗死亡，她穿越過去又抵達未來，隻是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記死亡，不要讓自己的心變硬。充滿了古老、樸素、大地的生命哲學。
...王麗娜
《第一次的離别》拍攝結束後，我再次把目光投向塔克拉瑪幹腹地。我一直在新疆和音樂人何力在做一些民間藝人和音樂的田野調研。每天遇見的民間藝人帶給我們的所聞所聽都令人興奮不已。
我們遇到了當年維吾爾語版《紅燈記》中李鐵梅的扮演者吐尼莎·薩拉伊丁女士，她也是一位12木卡姆國家級非遺傳承人，她聽說我們來自龜茲，說她年輕的時候去那裡演出，一位孕婦因為太熱愛音樂，不懼臨産的風險前來觀看演出，在現場，她生下了一個男孩，後來村莊的人們一起決定給男孩取名為“Senet（藝術）”。我們當時聽到這個故事都特别興奮，這也成為了影片的一個引子，像是來自天意，影片自然而然就圍繞一個名叫藝術的男孩展開了。這個名叫藝術的男孩在腦海中持續發出的穩定的聲音，才促成了這樣的一部影片。
張也奇
一開始的時候您有完整的文學劇本嗎？
王麗娜
《第一次的離别》做完之後我又回到新疆，正好遇到了我的另一個編劇何力，他也是一個音樂人、十多年都在研究新疆的民間音樂。我看到何力老師寫了一首歌，他說：
“每一個人渺小的身軀，無不蘊藏着驚人的潛力，假如他一生吃過的麥子突然發芽，一生喝過的水突然彙聚”。
我覺得那些民歌的力量就是每一個渺小的身軀在大自然世間萬物裡發出的聲音。
...在電影創作的過程中有五個人離開了我，包括詩人熱西丁，他寫了《人是偉大的》。他的身體不是很好，我很想請他來出演。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就說：
“有一天我希望我的詩歌能抵達你的電影，你的電影也能抵達我的詩歌”，
他含着淚給我們讀了一首他寫的詩，我們就約好了時間，為了能讓他順利出演，我們把戲改到離他家很近的地方，結果因為疫情沒拍成，然後我們再要拍的時候他就去世了。我覺得這些都是特别遺憾的，包括我們的一個主演也是在開拍前去世。對我來講，他們都具有精神吸引力，是一群特别棒的創作者，很遺憾我們的鏡頭最終沒能記錄下他們。所以我覺得《村莊·音樂》就是開在塔克拉瑪幹大地上的一朵花，也是獻給這些生生不息的音樂人的一朵花。
還有一個瞬間特别動人。我和何老師一起去了喀什，那一次發生了特别大的地震，我們去拜訪一個彈布爾手，他的名字都被命名為彈布爾。我們去了他家，他躺在炕上，他的手全部都是骨頭沒有肉，很細長，他的彈布爾就挂在牆上，我們去了之後他就很想給我們彈一曲，你第一次看到滿是骨頭的手在彈音樂，音樂又回歸了最開始的那種稚拙和沒有任何修飾的模樣。在彈奏的過程中，喀什發生了7. 3級的地震，整個火車路都震斷了，飛機也停飛了；那個很夯實的床不停搖晃，電也斷了，但是音樂沒有停，我們都沉浸在他的音樂中，真是特别奇妙的一刻。生命逝去與停留在那一刻，我覺得這是一種永恒。後來他也去世了。
這些都是我在前采的過程所經曆的人和事，這一切都給予我特别深的觸動，最後就有了《村莊·音樂》，它的情感其實很濃烈，是對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的深切敬畏，也是對自然的敬畏，那些有着遼闊精神力量的人滋養過我，我也希望能夠把那種精神上的東西傳達出去。
...王麗娜
是，我們這次用的是杜比全景聲，有一種在置身現場聽民間音樂的沉浸感。
張也奇
實際上，影片當中的音樂大師跟職業演員并不一樣，他們和受過科班訓練的演員所表演的固定範式是有區别的。對于導演您來說，您希望演員以怎樣一種方式完整地呈現自我，你如何指導演員的表演？
王麗娜
我覺得這可能需要區分不同的角色，比如影片中的賽乃提，從帶着尿不濕到手拿起都塔爾演奏，劇組曆時幾年的拍攝也伴随着他的成長，他也被音樂滋養，慢慢地開始唱歌、跳舞，彈樂器。我也很珍視孩子天性，比如影片中比睫毛的那場戲，有種人類童年的清澈。同時，賽乃提和姐姐賽乃姆，他們兩個人在現實生活中也建立了非常好的關系，在拍攝影片的過程裡成為親密無間的朋友和家人。
對于若一罕這樣的一位的女性，需要給她講述她所經曆的一切，進入一個女性的生命，把一個家族裡的人聯絡起來。
對于影片中的民間音樂人比如12木卡姆大師吾斯曼·艾買提，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遺成功之後，一直在不同國家進行演出，後來他的名字也直接在民衆中所流傳，并被冠以吾斯曼木卡姆。這是民間最高的榮譽。影片中的所有主演則是通過建構足夠的情緒氛圍，給他們足夠的相處時間積累，讓他們在自由的空間中進行發揮。
...張也奇
語言是進入特定文化的通道，《村莊·音樂》跟我以往所看到的維吾爾族和新疆影片都很不一樣，影片所描繪的靈魂和美具有一種全新的主體性和自足性，新疆是您的故鄉，那您如何看待自己作為導演的身份？
王麗娜
感謝故鄉的恩賜，塔克拉瑪幹就像一張巨大的銀幕，這塊兒土地上每天都有關于生活關于生命關于自然的電影在上演。我們常見的載歌載舞，沙漠、戈壁、草原等被熟知的意象隻是一個表象，更深的東西是詩，是詩意。他們的日常生活的語言也是如詩歌一般的電影台詞，那是一種對生活的熱愛和曆經滄桑之後，由人性的堅韌和豁達提煉出來的。
我從小就在塔克拉瑪幹腹地的庫木托卡依村莊長大，在我生活的村莊常常聽到“假如一個人沒有同情心，即便他是太陽又有何用”，這樣的民歌，也看到人在最絕望的時候騎在驢背上唱出：”人是偉大的，不要對人失望“這樣的民謠。在村莊，民間藝人，對音樂的熱愛，超乎我們的想象。音樂為他們建立了一座和生活緊密相連的橋梁，他們通過這座橋梁，抵達愛情，送走孤獨，打敗虛無，當然也傾訴内心的憂傷，洗滌自己靈魂深處的酸楚。
...張也奇
您以往的電影創作中的兩部作品都在描繪新疆的人和生活，那您接下來的影片是否還會繼續選擇拍攝您的故鄉和這些可愛的人們？去堅持對“少數民族電影”的議題進行延伸，您是否覺得創作有這樣的使命？
王麗娜
電影是能夠跟人類進行對話的藝術，能夠通過對話産生共鳴，那麼我希望的就是所有的電影都能夠具有更加寬廣的視角，每位創作者的作品也一定會跟自身的生命體驗緊密相關，《第一次的離别》是對童年的一種追溯和重返，《村莊·音樂》是在我成長和啟蒙的過程中，汲取了精神感的滋養，而我的下一部電影是關于愛與希望的編年史，能夠通過整個影像的方式表現一種“電影中的電影”，展現人的生命曆程的奇妙性，剝去所有對于人的标簽，回到人本身，來探讨婚姻、死亡和人世間，這也是一種永恒的哲學命題。
我覺得所有的創作都要跟生命體驗緊密相連，具體的某個事物觸動了你之後，才會有具體的感知和熱忱，在創作作品中才能夠保證百分百的真誠。
...張也奇
導演您的電影美學觀念在形成過程中接受了哪些滋養？
王麗娜
我在故鄉找到了通往詩意的電影道路。
張也奇
您在拍攝過程中有什麼遺憾嗎？
王麗娜
原本計劃有一個駱駝出生小駱駝哭泣的戲，我們提前一年讓20多隻駱駝同時懷孕，十個月後小駱駝要出生時，攝制團隊買好了機票，但是因為疫情飛機停飛，我們也被隔離，隻能無奈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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