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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 劃-

西部影談

- 受訪人 -

卞 灼

電影《翠湖》

導演、編劇、攝影指導

張 潔

電影《翠湖》總制片人

- 采訪時間 -
2025年6月17日 第二十七屆上海國際電影節

Part1. 個體記憶與銀幕叙事

當影像呈現家族故事

西部影談

電影《翠湖》的創作有着“高效”之美譽，從2023年劇本初稿，同年12月開機，到2024年前往金雞創投，再到今年在父親節這樣重要的節日于上海國際電影節首映。您可以詳細分享一下關于《翠湖》的創作緣起和過程嗎？

卞 灼

關于“高效”這件事，大家都說《翠湖》這部影片從2023年底籌備、2024年拍攝，整個過程特别高效。但其實這部作品的準備工作，早在多年前就已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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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選擇了從寫劇本開始。外公去世後，我一直在斷斷續續翻譯他的日記。裡面有很多人名、内容都是需要我去找親友詢問的，有些敏感内容，我甚至不好意思開口詢問。更讓人意外的是，外公詳細記錄的某些“日常事件”，當事人卻完全沒有印象，這種現實與記錄的巨大錯位，讓日記的内容愈發似真似幻。

原本日記隻是長輩留下的生活記錄，但它慢慢地變成一種在我心裡面能夠稱之為藝術作品的東西，我萌生了想要把它改編成劇本的想法。借此休養的機會，我把它拿出來重新進行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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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初版本到觀衆在銀幕上看到的為之動容的影像，您是用什麼樣的思路去進行具體轉化的呢？

卞 灼

首先，一定要找到一個錨點。最初我自己的代入感是很強的，但我學會讓自己站遠一點，重新去觀察這個家族。我覺得它就是平行時空中另一個家族的故事，到後期創作時，更多是作為創作者去做内容，實際上，它跟我自己的連接沒有大家想得那麼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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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這個詞或許已被頻繁使用，但它确實精準地概括了我的創作根基。在我看來，隻有深刻了解自己從何而來，才能清晰勾勒未來的方向。而“深挖自己”并非局限于探索個人私密的世界觀，那樣容易陷入自我的迷宮。更重要的是從個人經曆、家族故事以及長輩們的人生軌迹中，提煉經驗，尋找人生與創作的智慧。

我選擇用劇情片的形式，将家族故事與個人感悟進行藝術化表達。因為有些承載着家族情感與時代印記的故事，如果僅以文獻形式留存，可能局限于家族内部傳播；但通過劇情片的創作，能讓這些故事突破邊界，被更多人看見，讓其中蘊含的精神與意義引發更廣泛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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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姐家的别墅，我想營造出冰冷、空曠的氛圍，利用别墅本身複雜的空間結構，用大框套小框的設計，讓畫面一層一層地延伸出去。最為驚喜的是拍攝别墅的院子，很久沒有人打理，顯得荒蕪如原始叢林。當我們拍攝老爺子被“丢”進庭院回望家的場景時，看着盤旋的樓梯和荒野形成的強烈反差，我和副導激動得不行，當時就覺得，開玩笑說這絕對是個“戛納鏡頭”！

而大姐家是普通工薪家庭，我就想把它設計得溫馨些。珠簾、雲南特色燈飾，這些元素一放進去生活氣息就出來了。不過在餐廳和客廳的氛圍處理上，我玩了點“小花樣”，餐廳用暖色調，讓人感覺溫暖，客廳背景卻換成冷色，這樣視覺和情感上的層次感就有了。家裡的家具擺設都以實用為主，挂畫也挂得亂七八糟，看着随意，其實都是我從生活裡照搬過來的，這種真實感反而更能傳遞出家庭的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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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湖》中演員的表演動人且真實，在采訪中您曾提到要求演員“做自己”而非“表演”，但不同代際演員，如雲南省話劇團老演員與年輕演員的表演體系差異較大，在實拍中如何協調這種差異？

卞 灼

因為我們沒有太多時間準備，所以演員就顯得特别重要。我在挑演員的時候秉持最重要的一個條件就是要“像”，和演員聊完之後我會根據演員的特征在劇本上做調整，使我的劇本更貼合這個角色。演員在表演起來也會少一些負擔，少一些所謂的表演化的痕迹，因為可能角色和他們自己的性格，或者跟他們自己的呈現方式是非常相似的。

比如大家都很喜歡王娟老師飾演的大姐，其實一開始設計的大姐不是這樣的性格，要更軟弱一些，最後反差拉的可能會更大。但當我看到娟姐之後，我覺得她的性格裡有非常灑脫的特點，有一種“我想幹嘛就幹嘛”的氣質。我認為我需要在劇本上往她自己本身的性格再去靠攏，她也給我提了很多意見，這是一個有機的互動。演員、導演包括劇本之間并不是根據台本去表演，我跟我的演員都是先彼此理解，再把劇本拆分、揉碎到自己身體裡面去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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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影談采訪《翠湖》導演卞灼、總制片人張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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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映後也提到，影片融資階段曾在北京、雲南嘗試尋找投資，但很可惜沒有找到合适的投資方，最後《翠湖》是家人朋友一起齊心協力籌集了200多萬資金進行拍攝。

張 潔

是的，但這是不可持續的。我們的演職人員拿着非常非常低的勞務，與他們的付出不匹配，這種方式是難以長期堅持的。我們還是希望好的電影創意在中國的電影生态中得到支持，無論是來自官方還是民間的公司，都應該有它們的生長空間，這是我們内心的願景與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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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菊打官司》（張藝謀，1992）

還有一個“新”是表達方式，電影的生命力在于不斷創新與探索表達的可能性，除了對題材的嚴格要求，我們尤為注重作品的創新表達，力求在叙事、鏡頭語言等方面有所突破，為觀衆帶來耳目一新的視聽體驗。

在我們的理念中，優質的“新現實電影”應當具備銳度、深度、溫度三大特質。所謂“銳度”，就像韓國電影《辯護人》、國内的《我不是藥神》，敢于直面當下社會熱點與矛盾，以犀利的視角切入現實問題；“深度”則體現在對人性與社會的深刻洞察上，如伊朗電影《一次别離》，不刻意揭露批判，而是以冷靜客觀的方式展現複雜的社會現象與人性糾葛；“溫度”則要求作品在冷峻的現實描繪中，傳遞出溫暖的情感與人文關懷。我們堅信，隻有同時具備這三大特質的電影，才能真正打動觀衆，引發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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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影談

《翠湖》的劇本完成度和制作水準都很高，所以接連入圍了許多創投，但您剛才描述到因為現場情況和表演氛圍，經常會修改戲份，很好奇您的劇本具體什麼時候定稿的？

卞 灼

實際上在拍攝的時候我也還在改，可能真正的定稿是在快殺青的前一周。有一場戲我覺得大家是笑得最大聲的一場戲，小倩帶着徐正未打先招，先領了結婚證，再回來見父母，那場戲我在原先劇本中呈現的是兩頁的長戲，大家有不同的情緒反應。我本來的劇本設定是父親在家庭中是處于被壓迫的情況，但當女兒作出意外之舉的時候，父親變成了家裡唯一支持女兒的人，父親在一陣慷慨激昂的陳述之後開始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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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湖》拍攝現場

曉倩的轉變是她理解了父母其實不是不愛自己，他們的深層邏輯裡是愛她的，在那場戲裡真切地感受到了這份愛，外公實際上是旁觀者，他最後隻是給了她一張銀行卡，中間有兩頁紙左右的對話我全部删掉了，變成了現在的呈現方式。

翠湖賓館原先那場戲會更文藝一些，小藝更像一個闖入者，我們通過小藝的視角重新審視這個家庭，并且在劇本裡小藝這個人物的功能性會更強，刺激了樹文對家人、對自己的重新思考，并且是非常直白的。我寫的時候是比較俏皮的，沒有那麼深情，那個時候的戲裡，小藝和嫲嫲之間的情感紐帶也沒有現在這麼強烈。因為她姆姆沒有死，隻是跟随着嫲嫲來拍紀錄片。小藝的這種灑脫、率真和對于家族的關懷，給宇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給他造成了一些影響。

其實，生活裡的意外是無能為力的，所以就顯得特别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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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湖》入圍上海國際電影介紹

在審片階段，國家電影局、雲南的審片專家都希望我們把電影時長能夠控制在一個半小時之内，但這樣就不是《翠湖》這部電影了。從家族代際這個角度上來說，兩個小時其實一點都不長，三代人的糾葛與命運，在這個片子裡面每一代人展現得還是比較從容的。但我們也有擔心，觀衆能不能堅持看完？我們很驚喜地發現大家都留下看完電影，并且那天的笑點比我們當初自己看第一版的時候要多得多。這部電影花費200多萬能呈現這樣完整的藝術效果，已經是很難得的一件事情。

電影當中的一些台詞的年代感是特别強的，那些台詞說的是我們過去曆史上的創傷，導演輕輕一筆帶過，但台詞後面還是痛的曆史。所以外公默默給了卞灼很多靈感，這部電影不像是一個30多歲的導演拍的，倒像是4、50歲，成熟度是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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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卞灼在《翠湖》拍攝現場

西部影談

卞灼導演，張老師在您心中是什麼樣的人，為什麼想要一起創作呢？

卞 灼

張老師是我的榜樣。我回國之後是非常苦悶的，我覺得我想要做的東西非常難以實現。我的确像張老師所說的那樣，有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但一次次被現實所鞭打。

疫情那幾年，每個人都不好過，我也非常壓抑。張老師突然給我抛出橄榄枝，我非常興奮。他一直是我崇拜的人。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純粹的理想主義者，這是毫無疑問的，一直保持着自己真摯、熱情的眼光來看待世界，看待自己周圍發生的事情，這是非常可貴的，我也希望能夠成為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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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卞灼在《翠湖》拍攝現場

張 潔

當我們做出某種符合常識、常态的選擇或行為的時候，大家覺得你非常了不起，那隻能說明我們這個社會病了。做導演也好，做新聞調查也好，首先解決的是做人問題。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态度，哪些東西該建設、哪些東西該批判，我們内心要有衡量。要重視自己的生命體驗，借助自己的創造力表達對社會的善意。建立起這種價值體系後，無論選擇什麼樣的職業、做什麼樣的電影，都會有幫助。

我有個朋友叫王開嶺，他寫了本書叫《精神明亮的人》，這本書是我見過從文章靈魂到遣詞造句最美的散文集。我也經常用這句話來形容我們團隊這群人，我們在疫情期間也創作了《無限宇宙之王》這樣一部三十多分鐘的短片，通過互聯網在自己電腦前表演，我們的創作和思考是不停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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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湖》制片人關南在片場

咖啡館的那個下午我們聊得很愉快，但似乎彼此的頭頂上還有一絲的憂愁，他先聊到自己回國後在北京的創作狀态，包括拍戲和當時寫的好幾個劇本，又說起回到昆明後摔斷腿創作《翠湖》的經曆。由此我們聊起各自的成長與家庭關系，以及對電影及創作的想法，我們暴露了自己的脆弱和對世界的懷疑，但同時又告解彼此在廢墟之上要去建立起新的東西。他對未來有不确定感，又很笃定想要去拍這麼一部電影。而我已經很久不做電影相關的事了，他想讓我做外聯制片，給影片找合适的場景，基于我對昆明這座城市的熟悉與熱愛。那天我們告别的時候，他說了句，關老師，謝謝你，你是我回來昆明交的第一個新朋友。我把這句話記在心裡了。

回去後他把劇本發給我，我花了一個小時看完，非常驚喜，完成度很高，順其自然就開始進入到《翠湖》的工作中。如果說是什麼機緣讓我加入進來，第一是導演的真誠與信任，第二《翠湖》是個好劇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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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卞灼

大學一畢業，我就剃了光頭，打算騎車從外地回雲南，可剛出發不到一周，父母就接到教導主任的電話，讓他們關注我的精神狀态。在家人的輪番勸說下，我無奈返回。但安穩的生活實在讓我待不住，正式畢業後，我頂着巨大壓力，和同學從成都騎車前往拉薩。這一路上的經曆，如今大多已模糊不清，但有一幕場景我至今難忘。

剛進入西藏境内時，突降暴雨引發山洪，山體滑坡阻斷了道路。我們被困在路前，最後隻能扛着單車，像紅軍長征般翻山越嶺，走了小半天時間才越過那座山。騎行的過程無比艱辛，每次爬坡都累得懷疑人生，可一旦到達山頂，風馳電掣般沖下坡的快感，又讓我覺得一切都值得。就這樣，我們堅持了一兩個月抵達拉薩，之後我還在拉薩遊玩，并和新結識的朋友前往尼泊爾。在西南地區漂泊了一年後，我意識到不能再這樣下去，得為未來做打算。

于是，我決定出國讀書。由于沒有時間準備考試，我申請了幾乎沒有門檻的舊金山藝術大學，一開始選擇學習導演專業。當時我隻是抱着試試看的心态，畢竟一直喜歡看電影，但學了半年後，我發現課程内容和自己的預期差不多，該看的電影也都看了，感覺沒什麼新東西可學，我想着不如學點技術，多了解些不同領域，就轉去學攝影，也正是在學習攝影的過程中，我才真正明确自己想要從事電影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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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湖》拍攝現場

在美國求學時，老師常說與其在好萊塢排隊等待機會，不如回國做“電影大鳄”。那時的我對國内影視行業充滿憧憬，再加上在美國拍婚慶收入不錯，生活沒什麼壓力，就聽從老師建議回國發展。可現實卻給了我重重一擊，收入和預期相差甚遠，那段時間我甚至陷入抑郁。不過幸運的是，我遇到了許多優秀的獨立電影創作者，比如王晶導演，還有張獻民老師也鼓舞我向前，是他們讓我心中對電影的熱愛之火始終沒有熄滅。

我拍攝《翠湖》時，創作過程中的苦悶始終存在，但我逐漸學會把這種苦悶轉化為創作動力，有時在家打遊戲荒廢一天後，内心的苦悶會驅使我強迫自己花兩三個小時寫劇本。對我來說，與苦悶共處，将它化作創作的燃料，也是每個創作者肯定會經曆的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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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節《翠湖》映後現場

西部影談

您曾談及新劇本是單車公路片，聚焦少數民族戲劇，這與《翠湖》的家庭題材差異較大，為什麼想要創作這一故事呢？

卞 灼

《田野調查》劇本以90年代初為背景，講述一位研究戲劇的教授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騎行收集民間戲劇的故事。這個角色的原型是我的二伯，他是雲南首位戲劇系博士，他40多歲便因過度透支而須發皆白，常年酗酒、熬夜寫作，始終堅守在文化研究的純粹世界裡，從未向市場經濟妥協。小時候我曾嫌他吝啬，長大後才懂得，他精神世界的高度，遠比物質财富更值得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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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生存》（西恩·潘，2007）

劇中特别設計了大量少數民族戲劇元素，既有已消失的古老儀式，也有被商業異化的現存形态，主角騎行在未通公路的荒野中，不僅是身體的跋涉，更是文化尋根的隐喻。二伯用生命踐行的“知識分子風骨”，在劇中轉化為對文化純粹性的堅守，即便結局并非“圓滿”，但那種不為世俗所動的精神淨土，依然能給當代堅守理想的創作者以力量。

西部影談

想請您對正在創作、奔赴電影的年輕人們分享一些心得體會。

卞 灼

其實我也還是年輕人（笑）。我想說，創作的苦悶如影随形，但關鍵是要學會與它共處，将其轉化為創作的力量。生活中看似破碎的廢墟能拼貼出最美的圖景，爬坡的艱辛與下坡的快感會交織在一起，最終都會成為滋養創作的養分。

/《翠湖》劇組在上海國際電影節的紅毯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