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eWire：恭喜你創作了《邪惡并不存在》這部精彩的電影。這部電影非常具有日本特色，但也讓人感覺是一部可以在任何地方取景的寓言故事。你是否有意創作一個能在國際上引起共鳴的故事？
濱口龍介：我并沒有很明确的意識要讓這部電影在國際上産生共鳴。我是一個住在城市裡的人，我在城市裡工作和生活，而這部電影講述的是城市之外出現的環境污染問題，這與我的日常生活并不相似。不過，影片中的村民會議是根據實際發生的事情改編的。當我聽說這件事時，我思考的是大自然自我恢複的能力，當逐利的企業進入這片領地時，如果沒有足夠的計劃平衡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就會出現失衡的問題。這在我的生活和電影行業當中也有發生，當你制定了拍攝計劃，卻沒有考慮到工作人員的休整時間時，就會出現過勞問題。世界上其他依賴資本進行逐利的地方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IndieWire：影片的主要内容是在說我們對環境的影響（我們創造的邪惡）往往是在不知不覺中進行的。拓海在村民大會上談到平衡是關鍵。您的電影似乎對實現平衡既樂觀又悲觀，特别是在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濱口龍介：我認為平衡是最難實現的，因為它要求（我們）同時做兩件朝着不同方向發展的事情。這也是我在自己的生活和電影創作中一直在努力解決的問題。當我制作電影時，我必須考慮如何在現實與虛構之間取得平衡。如果過于虛構，我可能會失去現實中那些接近真實的東西。演員的表演也是如此，如果過于貼近現實，就無法再構造某種虛構。我們需要在這兩種想法之間進行平衡，并使之發揮作用。
IndieWire：說到平衡，《駕駛我的車》的成功讓你很長一段時間裡奔波于各種頒獎活動，我想這讓你遠離了你的創作工作。這段經曆對你選擇拍攝《邪惡不存在》有什麼影響？
濱口龍介：由于《駕駛我的車》和《偶然與想象》在同一年上映，我幾乎花了長達一年的時間進行這兩部影片的宣傳活動，這的确讓我筋疲力盡。奧斯卡頒獎典禮之後，我休息了大約半年。2021 年年底，在獲得奧斯卡獎之前，我收到了石橋女士的請求，2022 年年底左右開始創作，當時覺得自己差不多該出發了。因為石橋女士對我的信任，在制作過程中，我全神貫注，專心緻志。能夠專注于自己感興趣的事情，對我的心理健康非常有幫助。誠實面對自己的感覺，将是我今後活動的基礎。
IndieWire：我認為這部電影有着深沉的詩意，就像一個童話故事。村民會議廳的片段是否有受到弗雷德裡克·懷斯曼紀錄片的影響？
濱口龍介：大約十年前，我拍攝了一部紀錄片（《講故事的人》，2013 年），拍攝的是那些講述民間故事的人。通常情況下，這些故事在講述一些無法直接表達的東西。在我拍攝的所有影片中，《邪惡并不存在》或許更接近這些民間故事。這些講故事的人有能力講述出一些複雜的、不太合乎一般意義上的道德的内容，我覺得我自己講故事的方式更接近這種狀态。
IndieWire：你在影片中對色彩的運用非常出色。女社員的黃色手套和男社員的亮橙色外套與鄉村風景格格不入。它們就像交通信号燈一樣，幾乎起到了某種警示作用，告訴人們出了問題。
濱口龍介：由于我是在自然景觀中拍攝這部影片，所以很多事情我都無法控制，包括天氣。我清楚地知道我需要采取一些方法讓兩位演員脫穎而出，使得他們在影片的取景框内運動，但卻不顯得做作，并讓故事的紀實和虛構元素相互交融。
IndieWire：他們兩位是城市居民，他們販賣這種自然的淨化體驗，但并不關注自然世界。他們本可以成為反派，但你對他們表現出了極大的同情，使他們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濱口龍介：我也是一個城市居民，所以我理解他們最終做了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背後的邏輯。但對我來說，這與我是否對角色感同身受是兩碼事。這讓我想到道格拉斯·瑟克的電影，在觀看他的電影過程中，你會對角色又愛又恨。我内心的一部分會對角色們産生共鳴，但同時也會拒絕認同他們。這種反反複複的過程讓我能夠獲得更加平衡的視角。
IndieWire：這是您第二次與石橋英子合作，能談談與她合作開發這個項目的情況嗎？
濱口龍介：是她提出并領導了這個項目，這部電影其實是我嘗試通過她的音樂來進行創作的結果。這部電影的結局并不存在定論，但這其實是她的音樂以及音樂中的某種暴力感的體現。
IndieWire：您會安排哪些電影與《邪惡不存在》同時觀看？
濱口龍介：老實說，我也希望其他人也能想出适合搭配觀看的電影。既然我們之前提到了懷斯曼，市政廳的場景與懷斯曼的紀錄片《波士頓市政廳》有相似之處。我并沒有有意識地去複制這一幕，但我很高興地您能意識到這一幕與這部電影之間有相似之處。還有道格拉斯·瑟克，尤其是《苦雨戀春風》中對黃色的運用，特别是影片開頭的跑車，與我電影中女社員的黃色手套相呼應。還有小津的《東京物語》，那是我最喜歡的電影。
作者：John Forde/ IndieWire（2024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