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晖，寫於2003年
從“荊轲刺孔”到“荊轲頌秦”
曾記得上個世紀80年代知識界盛行批判“傳統文化”，把那時的百般不是都說成是老祖宗的罪過，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夫子尤其罪莫大也。而一入90年代，世風與士風頓改，“弘揚傳統文化”又成時髦了。筆者當時有感而發，寫了一則《世說新語補？荊轲刺孔》，内雲：
荊轲欲刺秦王，至秦庭，見龍威凜凜，不敢前。躊躇有頃，于階下一展所赍孔丘像，持匕撲刺者三，且刺且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劣根深兮千斯年，知其不可兮而為之，悲劇精神兮萬古傳。”有報于王曰：此刺孔之歌也，與陛下焚坑之志同，于王事有益焉。王颔之。俄而轲歌愈奮，王不怿，怪其聒噪，以棒擊其頂，逐之出。
轲狼狽回驿，郁郁然反思再三。有秦舞陽者至，責其激進太過：孔子偉人，豈可刺之哉？轲大感悟，遂改宗保守主義，與舞陽閉門讀經，整理國故去矣。
其實現在想來，那避開了秦王卻猛刺孔子的“荊轲”固然很難說有幾分真正的“激進主義”（激進主義本身的得失另當别論），為這個“僞激進”而弄假成真、以為一切都是“激進”釀錯，恐怕也不是什麼高明的見解。但不管怎樣，這“荊轲”若果然因此轉而安心尊孔讀經，倒也不失為一個真誠的保守主義者。然而一些“荊轲”其實無意尊孔，他們在放棄“刺孔”之後便有更為精采的表演—這就是近來炒成了媒體大熱點的“荊轲頌秦”了！
這部“荊轲頌秦”的傑作便是号稱“中國第一部大片”的電影《英雄》，它刻意描寫了一個荊轲為秦王的偉大所折服的故事。片中的刺客認識到為了削平列國一統天下無論怎麼殘暴也不為過的真理，于是國仇家恨頓時冰消，變成對陛下的狂熱崇拜，直至為成全秦王的“法治”而主動受死。由于大腕執導，衆星雲集，片子攝制極為優良，商業炒作堪稱經典，加之有關部門給予高規格待遇，果然一炮打紅。但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論。而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網友中對立比較分明，叫好的多是欣賞其視覺藝術或肯定其票房效益，抨擊者則幾乎都是譴責其思想主題與曆史觀。但在有一定地位和專業知識的圈内人士中，卻比較一緻地叫好，且主要強調的是其藝術或市場價值。“荊轲頌秦”的主題近年來其實已不新鮮。以排場極大的電視連續劇《雍正王朝》為代表的一大批帝王劇講的都是這一套。如果說80年代的“荊轲刺孔”屬于僞激進，不同于荊轲刺秦之真激進。那麼如今的“荊轲頌秦”可算是“僞保守”了，不同于“荊轲尊孔”之真保守。—需要說明的是這裡所謂的“僞”并無貶義，言其非“真”而已，筆者并不想證明真激進就好，僞激進就不好。但問題在于：既然其實那時并不激進，後來的大舉反激進就很有些做作和可笑了。對此說什麼暴秦無道的史實、暴政可惡的道理、民貴君輕的古訓、民主自由的今理，都已經沒有必要：我不相信當今的“英雄”真的不懂這些。
其實《英雄》的主題思想和炒作方式雖然與《雍正王朝》十分類似，卻有兩點截然不同：其一，不像《雍正王朝》以“曆史正劇”自居，《英雄》的作者們始終都自稱是武俠劇、商業片，是編故事而不是講曆史。其二，與《雍正王朝》的宣傳盛稱“改革皇帝”、強調主旋律色彩不同，《英雄》的宣傳除了梁朝偉境外忘形的一番“宏言大義”惹來滿座皆驚外，一般都刻意淡化主題思想，而自我定位為一次成功的“買賣”。《英雄》的這種姿态已經引起了若幹“誤會”。特别是由于一些人昨天還在盛贊“國際荊轲”格瓦拉，今天又褒獎“格瓦拉改弦頌美帝”的中國版；昨天大講借“買賣”宣傳“思想”之重要，今天又說“買賣”、“思想”可以不搭界；昨天大炒“聖人孔子”，今天又歌頌起焚書坑儒幾絕孔學之脈的“聖君嬴政”。以至網上出現這樣的指責：“現在‘英雄’的定義不是王偉式的撞美國飛機，而是國家被征服父母被殺害，自己能報仇而不下手，最後還樂意被仇人殺死的人。不信就去看《英雄》。”
“無腦的故事真是妙極！照《英雄》的意思，那現在就不應該推進世界多極化呀，讓美國一統天下不是最好的選擇嗎！省得中，俄，法，德，英，意，日這些國家吵吵鬧鬧！可見，《英雄》是對美國一超的贊歌，美國總統小布什就是當代的秦始皇！……很多人對美國抱有幻想，實際上現在的世界真是中國戰國時代的現代版！”“它宣揚屠殺人民有功，反抗統治者有罪。六國隻有投降或當秦始皇菜闆上的肉，才有和平。照此看來，豈不是說中國人抗日有罪，隻有當亡國奴才是英雄？”
不知先作《格瓦拉》後贊“頌秦”的張廣天先生對此怎麼想？不過這樣的批評的确有失偏激。其實，一個正常的社會應當政教分離，同樣也應當政商分離、教商分離。“思想”與“買賣”分開之說還是有道理的。“僞激進”與“僞保守”也都其來有自，與其說是人格缺陷，毋甯說是體制缺陷。當年“荊轲刺孔”的啟蒙意義，自然是今天“荊轲頌秦”的“買賣”所絕對不能相比的。但正如不能以“僞激進”抹殺當年“荊轲刺孔”的文化啟蒙價值一樣，如今也不應以“僞保守”來抹殺《英雄》在視覺藝術與商業運作上的成就。至于這啟蒙與“買賣”何以都要以“僞”來包裝，以至造成不小的副作用，我們也應當諒其衷曲，寬容些罷。
當然，同樣按“思想”、“藝術”與“買賣”分離的邏輯，《英雄》視覺藝術與商業上的成功也不能掩飾其思想的陳腐。有人說：“中國人罵了幾千年秦始皇了，怎就不許張藝謀誇兩個小時？”其實如果不健忘的話人們應該記得，就在20多年前秦始皇不也是個隻許誇不許罵的主麼？那時有人對鋪天蓋地的“頌秦”主旋律看不慣，因一首“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複返了”的詩竟然遭到通緝追捕。那時全中國南北各地上下各級都奉旨成立了專以歌頌暴秦、咒罵清流為職的禦用“寫作班子”，那些班子的“作品”主旨與今天的《英雄》幾乎完全一樣。當然，兩者的區别還是有的：首先，當年“頌秦”專為媚上，而似無意于媚俗。今天“頌秦”的作者則一上來就宣布自己專心媚俗而惟恐人言其媚上：“《英雄》奔的是商業路線”（王斌）；“《英雄》是一個動作片或者武俠片，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我的本意是打市場，沒有野心在這種類型的電影裡表達多麼深邃的思想。”“我無意用《英雄》去表達一個多麼高深的主題”（張藝謀）。為其辯護者也強調“張藝謀為什麼就是‘思想型’導演？隻不過手藝還好，買賣興旺罷了。人家本是買賣，你一定說那是理想”。（張廣天）當然，由于片中擔綱的某明星曾坦言該片表明當代“英雄”殺人有理，人們于是對作者的謙虛有些疑問。不過評論界應當避免誅心之論，既然人家聲明搞這麼個玩藝就是一圖名（獲獎）二圖利（買賣）而與信仰（思想）根本無關，别人也就不必非給他派個傳教士的名分了吧。的确，能夠如此表白倒也是今勝于昔之處。試想當年那些“寫作班子”能夠坦言他們的頌秦之作隻是為名為利而與思想無關麼？
于是也就有了區别之二：當年的“寫作班子”成員如今已經以“頌秦”為恥。如某學者就一再否認自己與當年的“頌秦”傑作有什麼聯系（到底有沒有，筆者不敢妄測），以至于有人說起這事他就憤然，乃至動怒而訴其诽謗之罪。今天的頌秦者倒是非常以此為榮，但都聲明其榮在于世俗名利，而不在于“思想”也。可見無論如何，如今頌秦的“買賣”雖然仍舊可以火暴，頌秦的“思想”與“主題”卻已不太名譽，有污清議，不好示人了。
嗚呼！如今社會到底已經進步矣。
政、教、商、藝四者分離的生态基礎
前雲：一個正常的社會應當政教分離，同樣也應當政商分離、教商分離。“思想”與“買賣”分開之說還是有道理的。其實還可以補充：這種社會也可以政藝分離、教藝分離、商藝分離。思想、藝術與票房都優異的佳作在這樣的社會土壤上可以脫穎而出，而思想貧乏的商業片和既無思想又無票房的形式主義“純藝術”片也應當有一席之地。但是，前提是這個“正常的社會”之所以正常，就在于它是一個承認創作自由與價值多元、尊重個性與人權的公民社會。這個社會可以百花齊放百家争鳴，可以有發達的文藝批評。
筆者前年曾尖銳地批評了《雍正王朝》，但當時我也表示：“即使對這樣的作品我要批評，然而如果說要禁止它，我也是反對的。一部片子要麼是‘樣闆’不能批評，要麼一挨批就成了‘毒草’而橫遭禁止，這都是改革前才有的不正常現象。文藝批評領域應當樹立這樣一種啟蒙立場：‘我反對你的作品，但我堅決捍衛你發表作品的權利’。“在一個豐富多彩的社會中，文化上的多樣性往往是通過不同的‘片面性’的綜合來體現的。思想史上有所謂‘片面的深刻’之說，就是這個意思。就曆史劇而言，美國電影史上《巴頓将軍》堪稱曆史片中的經典，它以一場真實的戰争為背景，塑造了一個性格鮮明的戰争英雄形象，但它是歌頌戰争的。同時美國也有大量的‘反戰’類型的作品，也具有很大的影響。如果‘巴頓’型戰争片成了絕對的主導，而拒絕那些反戰的影視作品，那《巴頓将軍》就有軍國主義之嫌了。同樣，《亂世佳人》是一部站在南方立場上敵視南北戰争的片子，但美國同時又有許多《湯姆叔叔的小屋》這類‘反南方’、反奴隸制的作品在流行。隻有《亂世佳人》，美國人怎能深刻反省奴隸制的曆史？而反映南方的作品如果隻有《湯姆叔叔》這一種形象，南方人也不會真正服氣的。隻有這兩個‘片面’相互補充才能形成真正豐富的文化生态。因此我甚至認為，如果我們能有更多的反思專制主義黑暗、樹立啟蒙精神的曆史劇問世，那麼我批不批評《雍正王朝》也就無所謂了。特别是這樣的曆史劇如果能夠（其實也完全可以）确實建立在曆史真實的基礎上，那就不僅在時代價值的弘揚上，而且在曆史知識的普及上，以及藝術價值與娛樂享受上，都将具有極大的意義。“因此關鍵還在于要有充分的創作自由。在這樣的條件下，以我們文學藝術工作者的道德良知、人生體驗和靈感才氣，具有與《雍正王朝》相反的健康價值取向、尊重基本曆史真實而又飽含藝術魅力、十分‘好看’的曆史劇的問世，應當指日可待。而在這之前，對《雍正王朝》這樣的片子提出批評，是極為必要的。好在這樣的氣氛我們已經有了。”
這裡的一個關鍵問題在于：創作自由的對立面決不是批評自由，而是創作審查。如果沒有創作審查，那麼批評自由不僅不妨礙、而且恰恰是促進創作自由的。如果創作審查之餘又沒有批評自由，那就有倒退回“樣闆戲”時代的危險。如果有些人實際上得益于創作審查制度，卻抱怨來自民間和無權者的批評（這些批評可以反駁）形成了“政治正确”的壓力妨礙了他的自由，那就顯得做作了。
對于《英雄》，我也持同樣的态度。在《英雄》之前有過陳凱歌的《荊轲刺秦王》，它的商業運作沒有《英雄》那麼大的成功，它獲得的财政與非經濟因素的支持更沒有《英雄》那麼大，但是從價值觀和主題思想來講，我絕對喜歡後者而不喜歡前者。不過盡管如此，如果《刺秦》成為“樣闆戲”而不容異議，也會産生問題，甚至在輿論一律的背景下“刺秦”成為一種恐怖主義宣傳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問題的關鍵還是要在創作自由的基礎上形成一種開放、多元、健康的文化生态。
曆史片與“戲說”片
《英雄》自我定位為商業片、武俠劇而不是“曆史劇”，也是聰明之舉。作為一個曆史學家觀看所謂的“曆史劇”往往有啼笑皆非之感。去年的《康熙王朝》比前年的《雍正王朝》還要過分。故事的編造不去說它了—為追求“可看性”那是難免的，與“故事性”無關的常識性錯誤就未免多得過分了。例如劇中多次出現“南京”的事。敢問清朝哪來的“南京”？明有南京，民國有南京，而有清一代隻有江甯府。劇中還說清軍攻台時直撲鄭氏老巢“台北港”并打敗了鄭氏水師。僅此一說就有三重大誤：從鄭氏直至清末台灣建省之初首府都在今天的台南（鄭氏叫承天府，清代叫台灣府）。而今之台北鄭氏時還是荒野，誤一也。光緒年間分台灣府為台南台北二府，始有“台北”之名，然而台北根本不靠海，何來“台北港”？誤二也。清初平台海戰發生在澎湖。所謂“台北港海戰”其可笑無異于說“西藏海戰”，誤三也。此外把“大阿哥”的府邸稱為“胤府”（編劇以為胤躌姓“胤”？），以及什麼“皇常在”、“皇答應”之類的稱呼，都叫人忍俊不禁。
然而有傳媒約我寫批評文章，我辭謝了。《康熙王朝》在我看來屬于“戲說”之劇。雖然它的價值觀也很陳腐，尤其是片頭主題歌希望康熙“握緊乾坤”“再活五百年”的歌詞讓人莫名其妙（康熙“握緊乾坤”五百年，我們現在猶沐聖恩，那共和國難道建在火星上？）。但是這種陳腐的程度倒也沒有超出一般的帝王劇、“辮子戲”，而拍得還比一般帝王劇好看。雖不算佳作，也應當以平常心待之。
而《雍正王朝》就不同了。它倒是“超越”了一般帝王劇—嫌一般帝王（甚至也包括曆史上的“真雍正”）還專制得不夠，沒有把言官谏臣斬盡殺絕，使“天下讀書人”還得以亂說亂動，作東林、海瑞式的清流之夢。它颠倒黑白地把專制制度下的腐敗說成是由于輿論太寬松、“清流”、“清議”太多，公然主張依靠家奴、酷吏來消滅清流、清議。它沿襲、發揚文革式的“法家史觀”，追求一種比儒家傳統更壞的極端專制。它仇視儒家傳統中到明清時本來已經所剩無幾的“從道不從君”的清介之氣，幾乎是赤裸裸地提倡趨炎附勢的家奴哲學（傳統倫理至少表面上還是不屑于此的）。而這一切它又是以僞造“曆史”來故作嚴肅地“證明”的。因而從澄清史實的角度予以批評就十分必要了。當時有人說：《雍》劇其實不是說史，而是論政，是“劇谏”，曆史學家挑它史實上的毛病就未免迂腐了。其實，人們的批評正是沖着這種“魏閹勸帝誅東林”式的“劇谏”來的。它要隻是“戲說”而已，人們倒真是不必計較了。所以，盡管《康熙王朝》編造的成分比《雍》劇還多，我并不想為此說什麼。“戲說”劇嚴格地說不算曆史劇，它作為市場導向的商業片，隻是為了适應人們的娛樂需要，我們以平常心待之即可。“戲說”劇本身沒什麼好評論的，不過如果“戲說”畸形繁榮，就成了一種不太正常的文化生态。一味回避某種實在而遁入“戲說”之中，往往是因為實在的領域隻準“歪說”。這種文化生态是有問題的。套用那個句式來說：“戲說”有問題，但不是“戲說問題”。具體的某個“戲說劇”本身，是既不值得指責也不值得提倡的。但如果一段時間裡熒屏上不是“戲說”就是“歪說”，恐怕就得問問怎麼回事？
有人問：為什麼“戲說劇”往往比“正劇”“好看”？我想這個問題應當倒過來問：為什麼但凡不是“戲說”而是我們想正兒八經地弘揚某種理念的那些東西往往“不好看”？是“曆史真實”本身不好看，還是我們不想讓人家看？既然看不到曆史真實，那麼與其看那種“假大空”的八股，當然不如看那種沒有知識價值至少還有消閑價值的“戲說”。第一戲說劇本身追求的就是“好看”，第二戲說劇在創作時就沒有多少束縛（不光是沒有“真實”的束縛，而且也沒有八股的束縛），所以會出現那種現象。
“格瓦拉改弦頌美帝”：既非“曆史”，亦非“戲說”
前年我批評《雍正王朝》的文章發表後，有人認為曆史學家總是喜歡用“曆史真實”的大棒敲打文學藝術家。其實我從來主張曆史學對文學藝術應持開明的态度。曆史學與文學是兩個領域，各有其不同的“遊戲規則”與不同的價值評判标準。别說根本不能算是“曆史劇”的“戲說”類作品和創作性古裝劇，就是所謂嚴肅曆史劇，也不能當成“真曆史”來看待和要求。因為曆史文學的“嚴肅”與曆史科學的嚴謹并不是一回事。嚴謹的史學家不能允許編造史實，而對于嚴肅的曆史文學我們隻能要求它不能篡改、歪曲已知的史實（《康》、《雍》二劇顯然都沒做到這一點），但必須允許它用想像與創作來“填充”故事細節，刻劃人物感情與心态，而這些材料現存曆史記載中是不大可能有的。
我們甚至不能以新史學的進步去要求曆史文學或曆史劇的同時“進步”，因為曆史“科學”中的事實真僞有無乃至因果解釋的對錯是不能含糊（但可以存疑）的，而文學所表達的感情與審美意向可以十分複雜和模糊，但故事的叙述卻不能“存疑”。因此例如在曆史學中論證“清官救世”是十分陳腐的，但文學藝術領域的“清官戲”仍然有審美價值（當然，如果隻有清官戲，那就又是文化生态的問題了）。美國史學界在南北戰争這類問題上曆來有人做翻案文章為南部諸州邦聯（所謂“南方奴隸主政權”）辯護，因此便會引起主流史學的反駁。但對于像《亂世佳人》這樣的“親南方”作品，文學評論界自可臧否，史學家卻大概不會有興趣介入。
文學藝術評論的标準是思想性與藝術性。我曾經批評過一些我不能認同其思想的作品（如幾部所謂的“大廠電視”），但那隻是以觀衆身份作的文藝評論，而不是以史學家身份來辯論史實。隻有在一種情況下，史學家需要站出來以曆史真實駁斥那種“胡說曆史”之作。這就是當作品的價值取向和思想性很糟糕、而且它又是以所謂“曆史事實”相标榜、以此作為那種價值取向的依據時，史學家出來還曆史以真實就成為必要了。《雍正王朝》如果隻是“戲說”曆史，我不會批評它，如果它隻是價值取向有問題，我不會從史學工作者的角度批評它，但它一方面鼓吹家奴哲學，仇視清議傳統，其價值取向比《海瑞罷官》這類傳統清官戲都要糟糕得多，一方面又打出“曆史正劇”的旗号，否認是在“戲說”曆史，還制造輿論稱其“真實”，曆史學家就不能不說話了。
今天的《英雄》不是，也并未自稱是曆史片。然而，它又似乎不是《戲說乾隆》那樣純粹搞笑的娛樂片。有人說，它是一部“嚴肅題材的武俠片”。這就使它既不同于《雍正王朝》也不同于《戲說乾隆》。一些《英雄》同仁實際上也是這樣看的，例如梁朝偉的言論其實就是以政論片自诩、而且這種政論令人想起20多年前的“頌秦”。恰恰是在這“嚴肅題材”上它引起了諸多争議，這時《英雄》的編導再以它隻是商業片來搪塞，未免有點不負責任。
筆者認為，在創作自由與文化多元的前提下，對《戲說乾隆》式的純粹搞笑片不必評論或者隻對文化生态而不對片子本身作評論；對《雍正王朝》式的“曆史政論片”既要從曆史學的角度澄清史實，更要從政論的角度評論其主題思想；而對于《英雄》這樣的“武俠政論片”，評論者的曆史學家角色可以淡化，但主題思想是不能回避的—否則正如某網友所言，如果有人以“不是曆史”、“無關思想”、“隻是買賣”為理由，炮制一部“格瓦拉改弦頌美帝”甚或“楊靖宇悔過頌皇軍”的片子，又當如何？（完）
編者按：《英雄》最大的問題是宣揚專治，影片所表達的理念我是不認同的，而且歷史也告訴我們，秦二世而亡，給民眾帶來的苦難遠遠大於福音。中國文化的底色是被強權征服，而西方文化的底色是征服強權：古有薩拉米斯灣海戰的勝利，後有二十世紀反法西斯戰征的勝利，還有今天烏克蘭軍民的抗爭。《英雄》所表達的内容與他們的價值觀相左，是他們無法接受的。其實也是我們中國人無法接受的，别忘了有這樣一句話：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在今天，追求自由、平等，反對強權、專治已成為全人類的普世價值。任何人，不管是誰，如果要開歷史倒車，最終都必然一臭萬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