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時候語文老師會布置縮句的作業，即把一個句子多餘的修辭砍掉，隻留下主幹，目的是讓學生明白一句話是如何被建構的。如果說電影故事也遵從這種建構方法，編劇從人物-行動-事件的骨架出發，通過補充背景和細節創造飽滿的故事和人物，那麼三大隊的故事看起來就像是一件剛剛出廠的半成品骨架，與其說是故事，不如說是一場關于電影故事的“原型想象”，觀衆好像正在參與編劇會議的頭腦風暴，然後在腦子裡套上演員的形象把故事捋了一遍。
人物：空洞，還是空洞
三大隊的原著裡從始至終隻有程兵一人，電影版為他虛構了幾個隊友的形象。編劇選擇了職業作為虛構的切入點，畢竟職業能最快速地為一個人貼上标簽。但問題就在于，這些人物到最後也隻有标簽——與其說編劇用這種方法創造了四個角色，不如說編劇把四種職業的刻闆印象搬上了銀幕——夜宵攤主雖然辛苦但收入不錯；文玩老闆玩世不恭又兼具俠義；保險銷售永遠西裝革履，推銷總是無孔不入；訓狗師不修邊幅但血性仍存。編劇靠着刻闆印象十分省事地樹立起四個人物的空殼，再填充入演員的形象，看起來完成了一場人物的速成，但事實上，卻是整部電影虛浮的禍根。
脫胎于刻闆印象的四人在故事中完全變成了程兵的工具人，因為他們沒有内心世界，也沒有生活細節，能夠提供給編劇的抓手隻有他們的職業。馬振坤在長沙開的餐館變成了行動的據點和經濟來源；蔡彬的“文化熏陶”令他總是一副軍師的模樣；小徐的訓狗專長搞定了人販子窩點的看門狗，并且為之後生擒歹徒，遇見真愛提供了身體支持；廖健在保險業裡養成的懦弱、市儈的性格讓他成為了調節氣氛的存在。每過一個“F4”的部分，編劇就能幸運地混過去十分鐘的時間，而采用這種混時間策略的根本原因，還是因為編程兵的獨角戲對于我們的快餐編劇來說是不值得花的力氣。原著中程兵追兇的過程本來就沒有細節，編劇如果要再造一個弧光完整的“孤膽英雄”故事，必然不能再這樣當拼圖匠了。這隻是一部喂給大陸商業院線的電影，何必費這勁呢？
故事：暧昧，還是暧昧
整個故事隻有王二勇歸案的結尾是明确的，其餘的部分都是模糊的，暧昧的，因為程兵并不是完全偉光正的英雄，本質上還是一個類似羅賓漢的角色。程兵看似與G.J.F.有着相同的目标，但以一個非警察的身份天天“查案”，本身就暗含着反制度的因素，隻不過因為結果尚佳而為制度所容忍。于是程兵的故事進入了某種灰色地帶，制度既不能出面肯定這種行為，出于現實考量也不想批判，最佳的狀态就是把警服的執着和伸張正義的精神“提純”，“蒸餾”掉那些棘手的現實故事。要把三大隊拍成電影，最棘手的肯定是打死王大勇和坐牢的部分，導演是如何做的呢？首先，架空現實。電影裡出現了唯一的虛構地點，廣東台平，避免觀衆順藤摸瓜去掀當年的醜事。其次，選擇一種不置可否的視角。三大隊五個人在法庭上就是一副撲克臉，攝影機的視角客觀得像是新聞報道，對幾個人的内心活動隻字不提，在電影之後的時間裡，五個人也沒有對這個事有過任何直接的讨論。這場審判對于三大隊來說是一個重大的人生轉折點，但是作為觀衆，我們卻看不到三大隊心理上到底出現了什麼樣的變化，也就更談不上“理解”程兵。編劇想讓觀衆記住的，是三大隊在出獄後社會階層的跌落和物質生活的窘迫，以此将這場審判包裝成一次普通的中産家庭悲劇。程兵的角色本質上也是一個模糊“瘋人”，編劇用單純的執念來解釋人物動機，其實是在引誘觀衆将程兵劃入“不可理解”的範疇，最終将其完全作為一種奇觀，進而放棄對其“羅賓漢”身份的思考。我們的社會拒絕羅賓漢，我們的電影也無法承擔闡釋其複雜性的重任。聯想到最近經濟數據變得“敏感”，券商寫研報都開始推崇“隻列數據，不說觀點”的法則，這與導演把故事片當新聞片拍的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