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榮幸成為巢在北京的頭幾批觀影者。First最佳紀錄長片的頭銜很容易讓人把期待打得過高，實際觀影後還是比較失望的，一個最籠統的感受就是這像電視台拍的親情調解節目而不是紀錄片。導演着重表現家庭中的矛盾沖突，但隻是聚焦在最表層的“吵架“上，對整個家庭的來龍去脈不是很有興趣，甚至很多近在眼前的問題都沒有去追問，反而本末倒置地去強調拍貓拍出了幾層隐喻。這放在虛構作品裡也許是巧思，放在紀錄片裡，比牽強附會好不了多少。接下來具體談談這片的幾個關鍵問題。

模糊的現狀

房睿君的生活大概有三條主線：婚姻，宗教，無法融入社會。婚姻是房睿君生命中最大的願望，因為他對社會環境的抱怨最終都落腳在自己無法結婚這個事實上，甚至和教友的對話中還說自己就算要在結婚後立馬下地獄，也想嘗一嘗這個甜頭。面對如此重要的話題，導演僅僅隻展示了一場沒頭沒尾的甜品店相親，就對此再無補充了。導演難道就不好奇婚姻對房睿君真正意味着什麼嗎？他又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婚姻執念？又是在什麼時候形成的？這當然不是要導演給出一個答案，但片子給我的感覺是，導演甚至連往裡面看一眼的興趣都沒有。

宗教是房睿君最熱衷的事情，片子裡的房睿君買了很多書，去了趟禮拜，辦了個展，元素好像很多，但都浮于表面。我沒有感受到房睿君對宗教知識滔滔不絕的表達欲望，展覽上說的東西也比較沒有營養，很難不讓人懷疑他到底有多少學問，但導演沒有深究。買書是房睿君家庭矛盾中一個很關鍵的導火索，房爸說他隻買不讀，那他究竟讀了多少？導演沒有解答。其中很多英文原版書，房睿君看起來吃力嗎？房睿君選書的原則又是什麼？英文原版書一般價格不菲，對于這個不富裕的家庭到底意味着多少财務壓力？有個鏡頭房爸吃個泡面都嫌貴，英文原版書又是怎麼買的滿屋子都是的呢？……另外，房睿君和教友群體的互動也絲毫未提及，教堂到底在房睿君的生活中是一個怎樣的存在？他會定期參加禮拜和活動嗎？他的展覽是關于教堂造像的，那他對上海的教堂裡的造像有多少理解，會把上海的教堂都跑一遍嗎？……有太多可以問的了，但導演不知怎麼地都沒看見。

房睿君與社會的疏離一直在他的口頭表述中得到确認，但片子裡卻幾乎沒有展現他是如何與這個社會互動的。房睿君抽樣員的新工作，無厘頭地來了又無厘頭的沒了，教友和家人的幾句聊天就蓋棺定論了，這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這是絕佳展現房睿君如何與社會互動的機會，然而影像卻在最該出現的時候缺位了。

不可知的來路

按年齡推算，房睿君大學畢業的時間大約在2008年前後，那正是經濟形勢烈火烹油的幾年，學曆貶值的程度還不深。大學畢業進入社會應當是房睿君生命中一個重要的節點，從現在結果倒推，他或許就是從那個時刻開始逐漸“脫軌”，這意味着要理解現在的房睿君，就必須要尋訪過去的房睿君，找到他異于常人的來路。可惜的是，導演對房睿君的過去幾乎沒有追問，甚至在房媽提到房睿君小時候因為想要小狗而腦子壞掉的時候，導演仍舊沒有重視這段十分反常的關鍵故事。

缺失的家庭結構與虛浮的城市叙事

許多影迷在讨論中提到，片子對房媽着墨甚少，在我看來這正是因為房媽不參與吵架的緣故，而不吵架就“沒戲份”的原因，恰恰是片子的叙事核心過度聚焦在吵架上。傳統家庭的生活方式決定了妻子/母親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家庭結構本身，而家庭結構在片中的神隐直接讓房睿君本人的故事變得更加不可理解，反過來進一步加強了“奇觀”的色彩。家庭結構的神隐還意味着家庭史的缺失，而家庭史是将家庭聯系到“城市叙事”上的必要紐帶。片子的城市叙事主要是通過滬語塑造的，結尾處大量的街景空鏡再一次強調了這一點。但從叙事内容上看，上海本身的存在感很低，因為首先我們不清楚上海的發展如何具體影響了這個家，其次，房家當下的生活好像和上海也沒有太大的關系，住老破小，買不起房，找工作難，這些都不是上海獨有的問題。曆史和當下的“雙脫節”讓這部片子的“城市叙事”顯得虛浮，但恰恰是這種虛浮能讓年輕人感到普遍共鳴，因為當代年輕人的“生活叙事”極大地被生存焦慮所占據，而這正是虛浮的“上海叙事”投射在集體意識中的形狀——這其實不是上海的叙事，而是當下的社會生活的普遍主題。

乍看全都是，細品沒一點

片中激烈的辯詞一開始還是很吸引人的，但是吵來吵去發現隻有觀點，導演也不知道拿這些東西怎麼辦，最後就索性給觀衆當個熱鬧看，一面說明“家庭關系緊張，兒子觀點偏激”，一面讓大家聽聽平常聽不到的東西爽一下。但本質上，這樣的呈現和網上鍵政沒有太多區别。在如今這個社會意見分歧嚴重的年代，支持和反對代表的不僅僅是觀點，而是撕裂的現實處境和生活經驗，同時也代表自身對處境和經驗的認知。這些言論本來是進行诘問的好素材，比如，房睿君是否真的有一套自圓其說的邏輯證明社會環境是他生活不順的主因？又比如，房睿君被開除的時候房爸說要跑去xx局門口鬧，這是否和他吵架中的言論相悖？他如何看待表達不滿這件事？這個家庭的矛盾，導演隻捕捉到了形式上的争吵，而對深層次的，觀念上的不和顯然缺乏洞察。

雖然說紀錄片沒有故事片那樣的自由度，但仍然能夠很好地反映導演的意圖。面對房睿君這樣一個被生活現實擠壓的對象，導演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他的處境，也意識不到關鍵的信息都藏在哪裡。她原本想拍一個關于夢想的故事，最後面對的卻是一道現實的考題，而這道題，也許她本人也未曾回答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