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無法被主體信服為絕對本質的行動在主體自身之内發生時，這個行動的來源會成為對主體而言漠不關心的表象，主體對這樣的表象在認知層面上保持着一種“旁觀的意識”，而這種旁觀的意識會将行動源頭的真正精神實體分裂成兩種絕對對立的力量，倘若在這個主體的内在有一個擁有絕對信服力的偶像之表象，那麼這個表象會催化其中一種與之同質的力量的強度，緻使它壓倒與之對立的另一種力量，使精神原本想表達的内容以一種單一、簡單、感性的形态出現，誤導主體做出違反精神原本所制定之法則的判斷。當這個主體是資産階級時，主體内在的偶像是自由，這使他能夠去反抗家庭之神與政府之神；當這個主體是無産階級時，主體内在的偶像是良心，這使他能從同情中緩解長期機械勞動中積累的孤獨與怨氣。

良心是無産者獨有的共識，這種共識來源于勞作行為中的與自然産生的辯證關系：一個人為了倫理世界的生活而去耕耘沒有倫理的自然世界，在勞動中，自然被倫理改造成可供養倫理世界的樣子，人也會從自然中諸多的無自我觀念之客體中找到自身道德與自然神聖生活的同一性，因此他們會認為，被改造的草地、被開墾的土地、木制的房子、被獵殺的野鹿，自己都是受之有愧的，出于這種愧疚派生的對他者之愛，他們将自然客體進行了人性的思考：寬忍的土地、無私的大樹、稚嫩的草地、恐懼死亡的野鹿.....這些構成了無産者的良心，也就是我們印象中無産者特有的淳樸與善良，與為人提供自為性的良知不同，良心帶給社會的危害是大于好處的，這種危害在本片中最明顯的體現就是對無産罪犯的集體包庇，因為良心的催化，無産者對于法律這種維護生産社會秩序的精神隻是保持着旁觀的意識，這種意識引起的幹擾緻使關于“是否有罪”的判斷被歪曲為“是否邪惡”的判斷，邪惡是一個純感性的概念，它隻是作為神聖的對立面存在，但這兩種概念都不會作為倫理實體出現在倫理世界，而倫理世界的秩序派生于自然世界的秩序，因此隻要像評價自然秩序那樣為行為找一個人性的理由，邪惡就不會被用來形容人，就像獵人殺死并解剖野鹿可以用“維持生态平衡”這個理由來辯護一樣，“青少年”與“精神病患者”這兩種身份也可以成為為殺人輕罪甚至無罪的辯護理由，我們的世界從來不缺這樣的辯護，在教堂裡、在電台廣播裡、在學校的演講裡，但究其原因，法律其實并不适合作為生産社會的絕對秩序标準，法律的任何行動都無法在無産者的意識中成為符合他們良心之絕對本質（包含良心在内的所有共識都沒有絕對本質）的行動，而無産者占據生産社會人口的絕大部分，所以由公民法律意識淡薄引起的雅各賓派恐怖統治和農民起義中的屠殺是必然的甚至可預見的，如同所有發生過的悲劇之過程一樣，不論是宏觀的自然、法律、生産，還是微觀的語言、行為和揣度，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即使悲劇的結局是令人印象深刻而揮之不去的，但它催生的過程并不會在觀者的意識中，正如被不斷打出去的網球，每一次動作都是一樣的，因此行為在觀者的意識中不斷被淡化了，意識也在重複的行為中被催眠了，直到所有網球零散地分布在網球場上不同的地點時，意識再次醒來，觀者在震驚之餘并不會在網球的不同位置和拍打這一行為中找到明确邏輯關系，所以沒有人會有意識地去抑制每一次悲劇的發生，無意間所有人都會成為悲劇的制造者。

然而，還有另一個方面可以消除這些悲劇，那就是無産者的意識在生産社會中不再作為現實的和行動的意識，取消那些無産者中理性存在者與自然之間的辯證關系，呈現在人面前的自然都是經過多次加工後完全充滿生産特點的樣子，比如被做成香腸的牲畜、被做成皇宮的木頭、被做成琴弦的羊腸......這就是資産階級社會的樣子，這個社會的公民的行事準則不是良心，而是良知，良知的信念不是源于自然，而是源于義務和權利，公民的自身直接确定性就是在義務和權利對自身行為的指導中形成的。而對于無産者而言，他們的歸宿就是被困在如棺椁一樣狹窄的空間内，比如卧室、客廳，重複他們富有良心的行為，比如富有遐想和親切感的電話閑聊、充滿悲傷氣氛的獨舞，這些行為和人物（不是人）被資産階級公民以一種類似于植物宗教的無自我觀念的圖騰觀賞着（有耐心看完這部《靜态自殺》的觀衆應該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資産階級公民吧！當然，資産階級公民也逃不過無産者經曆悲劇和被放在相框裡觀看的命運，不過這就是其它電影的範疇了，比如布努埃爾、費裡尼晚期的電影）。無産者的悲劇會和無産者一起死去，而無産者死亡的幕後主使就是無産者内心之普遍自由與外在之生産的矛盾，當生産的最終結果是悲劇時，無産者自身的事業和行為被否定，于是普遍的自由所能做的唯一事業和行為就是死亡，一種沒有任何内容、沒有任何實質的死亡，所以無産者是被迫在靜态的圖騰中自殺的，跟着一起自殺的還有農民起義、工人罷工、生産時哼唱的民歌......這些人和事件自殺的過程，正如所有悲劇發生的過程一樣，都是重複的、逐漸淡出我們意識的，正如不斷重複的“拍打網球”這個行動一樣，所以旁觀“靜态圖騰中的自殺”這一悲劇的我們其實也是悲劇的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