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東尼奧尼的《中國》拍攝約四十五年後，影像藝術家程然受其啟發，制作了紀錄片《CK2K2X》（這一名字亦是指稱當代中國）。在程然眼中，安東尼奧尼紀錄片是“、“簡單而即興的”，然而卻是全然“個人化視角下的國家”，為此藝術家通過捕捉旅途中的碎片影像，失控般地擴展即興和随機的生成，并通過此種方式展示了轉換“想象”的另一種可能性，盡管不同個體或集體“想象的世界必然是完全不同的”。景觀的随機蒙太奇之外，程然對聲音的利用排除了解說詞的強制性和它有時難以避免的本質化，呓語般的散文或詩取代了評述或解說，趨于夢幻或超工業的氛圍音樂以溫和而非強制的方式統合了關于這片大地的諸種真實景觀與虛構理解。《中國》式的想象在程然這裡被逆轉了，在前者意識中的“持攝影機的人”不再是試圖帶來關于中國或中國人明确知識的客觀的取材者，後者所做的是消解和拆分了“中國”/“中國人”的固有身份認同/認知，并返還為數百份分散且毫無聯系的“數據緩存”。

程然的作品緣起于其于阿姆斯特丹的駐留，以及之後在天目裡美術館（請注意天目裡美術館本身這一極其國際化的藝術系統）委托下的環遊，這意味着程然雖絕非西方導演，卻某種程度上沾染了西方的要素。另一方面，作為生長于内蒙古，學習并工作在杭州的漢族藝術家，程然的本土身份卻因其邊疆底色，長期的旅居以及境外交流史而顯得愈發不穩固。筆者并不打算以訴諸其個人藝術史的方式梳理其作品中的作者性元素，而是試圖喚醒關于另一種可能性的想象，就像是薩達爾所描述的，“西方和東方都不是均質的整體性實體；二者都是複雜的、不明确的和異質性的。”薩義德表白了同樣的想法，“所有的（文化）都是混雜的，異質的，極端不相同而非鐵闆一塊”，或者如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所言，一種文化雜交（cultural hybrid）。很大程度上，東方/西方這一長期且穩定的被建構的二元對立已經瀕臨消亡，更加複雜、不穩定的身份正因全球化帶來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而不斷被加以察覺，另一種有别于東方學的想象力（盡管有時沿用了東方主義的反動範式）或許正在等待時機。

要如何企及薩達爾所呼籲的對東方主義想象的“抵抗和驅逐”，換句話說，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景觀自我增殖中，如何矯正那些根植于集體無意識中所普遍存在的本質主義/實在論傳統，尋回一種“有意識的開放”，從而真正創造“相互理解的多元未來”？在這一關于想象力的緊迫議題面前，程然的影像實踐或可提供某種答案。我們必須依賴于步履的散漫與視角的遊移，方可輕微撬動成建制的嚴密系統，這是本雅明筆下的閑逛者（flaneur）在全球在地化圖景下不可避免的複生；或訴諸低位的私語，匍匐而抽離的體察，具身化（embodied）的體驗，使無比宏大的表述與想象斷裂破碎，以重新得到更為小巧，更加容易攜帶，因失卻膨脹的棱角而陷入柔軟的觸感（haptic）體驗——想象在此處并未因碎裂而走向消解，與之相反，它轉而成為對跨疆域/性别/物種複雜性與全球性中的諸種纏繞（entanglements）的絕佳肯定，在關系性的體驗與栖居視角（dwelling perspective）之間，我們重新得到如水的想象（想一想它曾經因李小龍的表述而成為何種有關東方的想象吧！），它能夠以前所未有的韌性發覺障礙物的縫隙，壁壘的脆弱之處，并以一種潛移默化的能力實現溫和的颠覆，最終在極端的私人性與呓語般的幻覺中把握到一種反建構的建構與去本質化的本質，或者說，讓我們得以真正企及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