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Vista看天下》）
近来国产电影出现了不少与女性议题相关的作品。春节档大热的《你好，李焕英》讲“母亲”，到了《我的姐姐》，戏名更是直接揭晓了主要角色的身份。不但两部戏中的女性都涉及了家庭内的两种“角色”，而且巧合的是，两部戏的编导也皆为女性。
相比《你好，李焕英》喜剧的类型包装，及主打母女情的戏剧定位，《我的姐姐》则很不一样。无论从电影故事本身，还是从戏中所折射的社会性议题来看，它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女性主义”定位。
戏中由张子枫饰演的姐姐安然，在电影一开场就遭遇了父母丧生的变故，遗留下一个自己并不熟稔的弟弟。大家庭中的亲戚要求姐姐抚养弟弟，但姐姐却希望能一个人去北京读书，整部戏的戏剧性便是从这“左右为难”的选择、及姐姐和弟弟的关系变化当中延伸开来。
电影中为“安然”这个角色设置了相当多当代社会典型的女性困境：伦理上，父母和大家庭抱有着根深蒂固“重男轻女”的观念，上一辈的姑妈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长大，她牺牲了自己的人生去成就自己的弟弟，而这一代的“安然”则同样遭受着这种“男尊女卑”观念的压迫，无法自如地选择自己的命运；情感上，积弱的男友也没有能力为“安然”争取自主的空间，他总是轻易地向长辈和社会现实低头；职场上，“安然”则要面对有权阶级的压力，不能单纯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应有的公允对待。
乍看下来整部戏其实有着非常浓厚的社会写实意味，而“安然”这个角色的内里确实也隐藏着某种女性的反抗性与自主性。只不过，这一切似乎都只是这部电影在女性议题上面的包装，整部戏的价值核心其实仍旧是相当之保守和陈旧的；或者应该这么说，从确定了整部电影的主线关系是一对“姐弟”开始，整部戏就注定了内核一定是“保守”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戏剧发展的需要注定了这份“保守”。这对姐弟关系在原本的戏剧设置中是不熟悉的、冲突的。弟弟一开始总是处处与姐姐作对，而戏剧在慢慢的积累和发展后势必要带来变化，二人的相互理解和彼此之间产生的依赖、关怀是必然的。所以在故事的最后，姐姐选择没有签领养协议而是带走了弟弟，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正常稳妥的戏剧发展逻辑，也本该是一个十分温情的结局。
而吊诡之处却恰恰出现在了这个结局上。皆因电影在之前陈设了相当多的女性困境，而这些困境多数是归咎于人伦环境的压力；但这个结尾的处理，却令姐姐陷入了新一轮人伦情感的束缚之中，再一次用亲情绑架了姐姐的个人选择，这似乎也预示了她最终走向的，将是和她姑妈完全相同的命运。
这部戏的编导曾经阐述这个结局其实是具开放性的，安然仍是有强烈的自主性格，她绝不会重蹈上一代女性的厄运。但问题是，安然这个角色如此年轻（大学刚毕业），要完全独立生活已不容易，何况是要再养育一个弟弟；而安然希望去北京上学，在地理位置上天然也已经设置了另一道障碍；而安然的整个家族中，在剧情中也已经交代了在现实层面，确实无其他人可以真正照顾好弟弟。电影并没有交代安然在带走弟弟之后可能面对的更大困境，而编导完全不理角色的现实处境，轻而易举地形容她会“走上不一样的路”，这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相当不负责任的说法；而这个所谓的开放式结局，只是给人物制造了更大的困境，也并没有留下任何可以供她喘息的出口。
另一方面，这部电影中对于人伦情感的善意描述，也注定了这部电影内核“保守”的必然性。电影一开端，似乎安然身边的许多人都不是正面角色：遵从传统伦理约束，懦弱的姑妈；成天游手好闲的舅舅；撞死安然父母，有酗酒嫌疑的钟勇；在医院中仗着家庭背景颐指气使的女医生；还有一开场已经死去，十分“重男轻女”的安然父母。但在戏剧的发展中，这些人物都会慢慢显现出善良、温情的一面，颠覆观众对他们的既定印象。这些设计在塑造人物上当然是有效的，能令到人物立体，我当然更不会怀疑这份善意的真心。
只不过，这种写法令这部戏又一次产生了吊诡的分裂。因为戏剧中所阐释的那份女性困境恰好就是被各类人伦情感所绑架；但在电影中，曾经令女性陷入困境中的每种情感却几乎都是善意的——没有一个人是坏人。就算是出现在医院之中，最坏的那个要逼迫老婆生男孩的男人，谁又能知道他在家中是否也是一个慈父或孝子呢？所以电影中的设计几乎让我们原谅了所有人，但原谅之后呢？既然没有人有错，亲情又是温暖的，那女性们能怎么办呢？她们能选择的似乎只能是再一次为了各类情感，而陷入自我牺牲的桎梏之中。就像安然在听完姑妈的陈述之后，下一场戏就是去寺庙给全家人点了许愿灯，戏剧中透露出的那种用人伦情感覆盖掉自我的意识形态其实是非常清楚无疑的。
是故这部电影又呈现出了国产电影中常见的单纯“煽情卖惨”的局面。之所以说它是“卖惨”，是因为这些惨是没有控诉对象的：身边的人没有错，问题的制造者（父母）一早已经死亡，大环境更没有错（不能拍或不能说），每个人物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惨，也不知该向谁申诉，一切就像是一场不可控的“天灾”，最后只能自影自怜大哭一场了事。而戏中每逢女性角色遭遇困境，便配以大段大段的煽情音乐制造悲情，那份催泪的商业目的也已异常明确。而我怀疑的只是，戏中这样单纯展现女性困境除了一顿猛烈煽情让观众哭一把之外，真的有什么意义吗？如果困境只是单纯被展示就已经足够的话，那我们经常在社会新闻中看到的那些女性遭遇，哪个不比戏中这些煽情情节来得更深刻、更值得反思呢？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本就是一部商业电影，煽情并非什么原罪。说到底，电影之所以呈现出如此分裂、自相矛盾的迹象，一切源头还是剧作的问题。
剧作在阐述女性议题之余，又想主打“姐弟情”的人伦温情，想面面俱到两边讨好的结果，就是在戏剧上顾此失彼和产生了议题上的自我矛盾。如果弟弟单纯做副线，主线集中讲姐姐和姑妈的关系，戏剧上的变化替换成两代女性从矛盾到最终完成和解，想必在温情之余也会更加扣紧“女性”这个母题，不会陷入如今这般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地之中；又或者专注做“姐弟”关系，刻画好家庭关系之中的普世情感，不必非添加如此多女性议题，电影也会变得完整和纯粹许多。
而现在的剧作为了同时兼备人伦温情与女性主义，却令两个方向都失去了力量。女性主义变成了纯粹的话题式展示自不必说，另一边厢的“姐弟情”也处理得相当仓促。诸多观众反映弟弟的变化速度和成熟度太不合理，恰恰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戏剧篇幅去铺陈二人的关系转变。弟弟不是不可以成熟，只是戏剧上用了太多篇幅去刻画另一个主题，没有好好在二人关系上细心做铺垫，也没有好好刻画弟弟的性格轨迹，于是弟弟突然变得对姐姐充满情感，甚至于非常主动地打电话给领养人求领养，在戏剧上其实都欠缺了一些说服力。
剧作的这些问题当然也反映了电影本身贪婪的诉求。这部电影显然希望在商业元素上能够大小通吃：既想吃女性议题的红利，又想用人伦煽情来打动更多观众。但归根到底的问题是，究竟女性的困境、女性的自主是不是编导最想说的话？是不是她们最想表达，希望让观者关切到的地方？而现在电影出现了这些自我矛盾的问题，但票房成功，是不是编导就非常轻易地乐见其成？
这其实无关这部戏究竟是女性编导还是男性编导。无论编导是女性还是男性，如果他/她们的电影最后变得只剩下商业性的话，那对中国电影而言一定不会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