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演访谈里，滨口龙介说，邪恶就是 "假装了解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他说得有道理，但是这也不能成为他电影中充满了无知的理由。因为回避一个问题和承认对于结果的无知并不是等同的。而在这部电影中，滨口不仅仅没有提出问题，同时还用极其抽离和生疏的人物形象混淆了他表达的故事。这是尴尬且懦弱的做法。

如果滨口想将未知置入自己的电影，并且承认这个未知。那么男主角女儿在诸多莫名桥段的幽灵式的出现或者影片中打断节奏音乐无疑是最好的对前者的注解。然而在设立完后者的存在之后，导演对于其他角色的描摹却几乎也是同样抽象和尴尬的。似乎他以为了解了一些和旅游园区工程相关的知识后，在他长篇累牍的辩论里，就可以给这些幽灵之外的人物按上血与肉，然而他影片的表现证实了他这一处理除了导致影片结构的失衡外不仅没有让部分人物走向具体，同时也摧毁了那些企图设立幽灵的尝试。

因为会看这段辩论，其中具体所面对的未知并非是一个处于二律架构中的悖反——通俗而言就是幽灵中人性的一面在此处被激发地过于充满理性且不足于神秘。男主角对待自然神圣的审慎及他对女儿与自然中自行徒步回家的超然冷漠中的那种矛盾与神秘一下子被他主人公式的发言给稀释。于是他一时既人也非人——宛如他可以如同都市潮男一般地在一种田园生活里享受自己理论所赋予自己的恬静，并以此居高临下地指导那些上班族如何劈柴（这边还出现了女儿和牲畜的尴尬蒙太奇），如同农民和市民一般地既有浑然天成的质朴也有精良的登山设备。同时他又可以以一种类似于拉扎罗式的漠然而超然于众：他有一种导演偏爱的钝感，同时他也有着电影的视角以及在自然里殉难者式的苦行追求。

男主之外，那两个都市青年，甚至村子里的其他人（除了黄毛），都被导演强行按上了介于世俗和崇高——幽灵和血肉间混沌且不自知的包袱。于是这个电影在质朴地承认自己对于某事的无知里又企图拔高自身地，借由模糊的音响系统强行让观众生发疑惑并对之进行说教（说教就是没有理由的理由）。观众在电影的表面上滑翔最后却被导演寄托了阐释/进入电影的厚望。而这个厚望却又在影片结尾和对于某物知晓与否的承认在道德上被强行关联在一起。于是这个电影最后在矛盾中形而上，无一物被置放在画框中呈现或者解蔽。在对表达的渴求与难以割舍的形式化里，一切的邪恶都成了矫情者自行矫情之傲慢与对莫须有之尸体/幽灵煞有介事地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