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采访于2023年8月29日发布于Cinema Daily US
采访人名代替如下：
记者-Q；梅特·阿尔贝蒂-M；宝琳娜·乌鲁蒂亚- P
以下是采访正文：Q：拍一部有关奥古斯托和宝琳娜的电影，这个想法怎么萌发出来的？
M：对我们来说，这部电影能在美国首映很重要。所以，看见拉丁美洲的电影人座无虚席，这真是令人惊叹不已。拍摄这样一部电影的想法，是当我被聘请去一所大学上课时想到的， 宝琳娜也在那儿工作。我在工作期间，看到了她和奥古斯托一起，看到了她是如何在他的诊断初期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他的。我看到了一对相爱的夫妇，她努力去照顾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位没有被社会孤立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我想让他们讲述这个爱情故事，这其中充满了爱意；但说服宝琳娜并不容易，她不想让他拍这部电影。我花了一些时间（成功说服了宝琳娜），所以从创作一开始，奥古斯托就坚定地想要把这个故事完整地呈现出来。
...Q：导演是如何与您接触的？做出拍这样一部电影的决定，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P：她来找我，提议拍这样一部纪录片。我说：“好极了。”但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等一下。” 显然，我们得和奥古斯托的孩子、朋友商榷这件事，我自己也在进行一些考量。我真正开始理解拍摄这部电影的原因，是在我第一次看到成片时。在奥古斯托的一生中，他记录了我们国家近期历史上一些非常困难的时刻，也见证了艺术在我们国家的蓬勃发展。面对国家的社会弊病，他从来没有感到任何羞耻或者恐惧。他不仅带我们参与了他的整个旅程，而且现在也把所有的人都包括进来。令人惊奇的是，这实际上是对我们记忆的一次锻炼，而我们非常幸运能够拥有他的天赋和才华，得以呈现出这样一个故事。
Q：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了刚刚您所说的这一点。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对电影的最初想法？M：这部电影最初是一部独立制作的作品。这种独立制作的好处是，因为在拍摄的这些年里我们从未获得资金支持，所以我们的创作是完全自由的。当时，我想要跟随奥古斯托和宝琳娜，所以我在没有任何人的支持下开始了拍摄。因此，在漫长的疫情封锁期间，我们并没有交付成片。我花了一年半，两年的时间，才决定把摄像机寄出去，将其作为一次研究练习。当时我认为，当封锁结束时，我将有足够的影像素材可用。回到家后，我终于明白了这些影像具有一种我永远也无法企及的亲密感。无法亲自在最后一刻的现场拍摄，实际上成了一份礼物，因为即使我拥有全世界的所有访问权限，也有一些场景只有当他们俩在一起时才能被捕捉。这对我来说难以置信，但实际上，它成了我们之间的一种日记，当她告诉我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们从未考虑过需要拍摄的戏份。我完全在即兴进行拍摄。我还向她展示了如何使用摄像机，但她从未学会（大笑）。
...Q：离智利独裁政权被推翻的50周年还有一个月，这一事件对于拉丁美洲和世界来说，是一个政治分水岭。请问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的历史遗产在这个历史时刻有着怎样的重要性，以及您希望这部电影为智利带来什么？
M：考虑到这份历史遗产，理解记者的角色就变得非常重要。我对沟通历史问题和迎接民主回归的方式有着怀旧情结。奥古斯托（职业为记者）与他采访的人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这是一种在当今媒体中不太常见的方式。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你可以在电影中感受到的遗产。它存在于我所看到的素材中。在他的书的开篇，他写下了一段话，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份遗产，他说：“日期不重要，数字不重要。如果我们不为情感打造美好的明天，纪念活动也微不足道。”我们看到了一个记忆已经丧失，但身体总是在铭记、记得苦痛的人。因此，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铭记苦痛和感受的一年，而不是数字或事实。P：我认为，他个人特有的记者工作方式和伦理、对真相的承诺，能使我们，特别是在当下，就像他在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找到自己与众不同的方法来制止我们国家目前正在发生的两极分化。
Q：结婚时，奥古斯托患了阿尔茨海默症吗？P：是的，当我们结婚时，他已经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两年了。对他来说，我们结婚变成了一种执念，因为我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但还没有结婚。在智利，就所有的文件工作和法律事务而言，如果你作为一对夫妻但没有结婚，你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也在担心这一问题。作为智利人，我觉得这部电影正好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出现。我们将要庆祝智利独裁政权被推翻的50周年。奥古斯托确实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是为了民权（注：此处原文为“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而奋斗的人。他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这部电影的制作是对人民和那段历史时期致以的崇高敬意。
...Q：获得用于电影改编的档案资料有多困难？在这个数字时代，您如何保存自己的电影？M：这是一个我们这些天一直在讨论的重要问题。我一直说，这部电影是一个收集记录；它既是我的摄影机，也是我的档案。由于他（奥古斯托）是一个非常公开的人，我以为获得档案很容易，但实际上那非常困难。我认为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有很多关注重点——比如对一切事情进行登记的冲动，但那并不包括将历史影像整理存档。影像档案很难找到，而且质量也不好。虽然档案很多，但电影中的一些视频是宝琳娜在家中找到的。我曾经问过：“请求你，给我一些素材。”例如，与Raul的采访就是在她家里进行的，书中开篇的演讲对电影非常重要。这对我来说就像考古研究，我相信这是必需的。起初，我完全痴迷其中。这部电影是一个爱情故事，我不想把它变成讲述奥古斯托的精神遗产的电影。我意识到，这个爱情故事其实是关于一对将自己奉献给了工作的夫妻。这一故事围绕着奥古斯托的执着。他非常关心所有被保留下来的记忆，它们必须成为电影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努力去寻找一切。但我确信，现在可能会出现很多档案——我之前没有看到的档案。我尝试了两年来找到一切，但并不容易。作为一个电影制片人，我关心制作电影和交付电影，而非处理影像档案。奥古斯托的书将在九月之前出版，但它实际上只存在于记忆的博物馆，就是我之前所谈到的记忆练习。电影最直观的层面是阿尔茨海默症，但它实际上不是一部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的电影。电影真正动人的是，它展现出阿尔茨海默症和别的病症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所有人都可能经历。我们都会在某个时刻离开人世，而这部电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与这一事实和睦共处，可以有尊严地活着。
译者：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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