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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24年3月11日上午,诺兰新作《奥本海默》最终拿下最佳影片、导演、男演员、男配角、摄影、剪辑等七项大奖,成为第 96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大赢家。

本次采访发生于2017年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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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很高兴见到你,要来点茶吗?

诺:我自己带了。你想坐哪边?

许:我倾向于坐这边。你一定很累吧?

诺:还好,我已经待在亚洲一个月了,去了柬埔寨和中国香港、澳门。

许:这一路你可能不得不去面对许多名声的压力吧?

诺:不会,对我来说,影片开始放映了,这是一种解脱。将这部电影呈现给观众之前,我很紧张。所幸影片完工的一个月后,我们看到它在世界各地都取得了很好的反响,所以我增加了一点信心,也很高兴坐下来和你谈谈这部花费了大量时间创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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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敦刻尔克》是一个典型的英国故事,当你试着向人们描述、解释不同类型的人物时,是否觉得很困难?

诺:《敦刻尔克》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这是它非常了不起的一点,也是我觉得它是最伟大故事之一的原因。四十万名士兵站在海滩上,敌人步步逼近,战鼓已经敲响,他们面临的选择只有投降或者撤退,但故事并没有就这么结束。英国人非常熟悉这个故事,我们是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但是对于美国观众、中国观众来说,我认为它同样是一个有普适性的故事,它非常原始,非常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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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你出生在1970年,那是一个反战情绪相当高涨的年代,但你这一代人并没有直接的战争经验。你叙述这个故事时,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呢?

诺:嗯,老实说,对我来说最困难的问题是,我从未经历过战争,所以在制作战争片的时候总有冒失的感觉。定义一场战争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我祖父曾在空军服役,他在“二战”中牺牲了。我曾带着我的孩子去拜访他位于法国的墓地,当你看着那些真正死去了的人的坟墓,你说,好了,我们要把这些变成一场演出,要制作一部电影,告诉人们战争是什么,这非常令人怯步,也很难实现。而我的解决办法是,不把《敦刻尔克》看作一部战争片,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求生的故事,这样想我就觉得有信心了——讲述一个关于生存的、充满悬念的故事。

《敦刻尔克》很独特的一点是,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战争故事,它是一个有关撤退、逃跑和回家的故事。这群站在海滩上的人,他们直接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敌人的弹药,是战机轰炸和缺水问题,是对未知事物不断逼近的恐惧。我们试图制作出一部非常紧张的电影,把你真正带入海滩上的那群人之中,或者让你与火焰一起加入海滩上空的激战当中,这才是我们野心的真正所在。所以对我来说,这部电影对战争的态度是无意识的,我不希望它看起来是一部反对或者支持战争的片子,我希望它忠实于我对人类的求生、奋斗,以及人类如何应对巨大压力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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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刻尔克》剧照

许:试想,如果你在敦刻尔克,你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会绝望,还是充满希望?会勇敢,还是怯懦?

诺:我认为这部电影非常强烈地表达了这一点——只有在真正面对某种境况时,人们才会知道自己将如何选择。我们都以为自己会以高尚的方式行事,但我觉得人们只有在那个特定的情况下才能真正知道。

我认为这是我们在这部电影中所尝试的东西,试图打破战争电影中的惯例。它们站在好人一边,坏人终将受到惩罚,这种处理随处可见。我希望能更真实一点,你也知道,人类是一种充满缺陷的生物,我们或多或少都会跟着求生的本能行动,但《敦刻尔克》展现的,不知何故,所有的求生欲聚集在一起也可以是非常积极的,可以形成一种集体英雄主义。所以这部电影不是关于个人英雄主义的,它是关于集体英雄主义的。

许:在整部电影中,丘吉尔从来没有出现过,但他是这一切背后的英雄。对于你们这一代,或者对于你自己来说,他曾经是怎样一个人,现在又是怎样的人呢?我知道对你祖父母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但你这一代如何回忆他?

诺:如今的丘吉尔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形象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他是一个抽象概念,他已经成为一个图腾,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或可以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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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1940年5月10日开始进攻西欧,十天后直趋英吉利海峡。刚刚上任的首相丘吉尔做出著名的“V”字形手势,向英国民众传达赢得胜利的信心,并开始“敦刻尔克大撤退”。

可能就是因为丘吉尔的伟人形象太过根深蒂固,我想做的是用那个时代的人们能接触到他的方式将他展现出来。人们只能通过阅读来判断他说的话,他们看不到他的形象。当时的人们不像今天的我们有这么多的工具,没有电视,没有电影,他们阅读报纸上的描述,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认为今天的人们非常了解丘吉尔的伟大之处,但作为一个人,他已经遥不可及,被高置于神坛,成了一个抽象概念和伟人形象,就像林肯那样。

许:如果把历史中的英雄主义,比如《敦刻尔克》中的丘吉尔,以及你的科幻电影中的英雄主义,比如《蝙蝠侠》,拿出来作比较的话,二者有何不同?

诺:《蝙蝠侠》是从戏剧角度诞生的,迎合青少年消费和英雄主义惯例,布鲁斯·韦恩(1)是一个非常反英雄主义式的英雄,与社会、法律和犯罪意识之间的关系暧昧不清,并且,是的,他站在好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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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敦刻尔克》中,虽然它不是关于个人英雄的电影,但有意思的是你仍然会把丘吉尔视为英雄而不是元首,即使他在我们的电影中是如此之遥远。在我们制作的这部电影中,角色年龄非常重要:十八岁。菲恩・怀特海德(2)饰演汤米,他是整部片子的核心人物。对我来说有一点很重要,第一次看他试演时,我看着他在火海中挣扎的场景,立刻就明白,他不是那种电影英雄,不是一个能独自打赢战争的人,也不是一个能打败德国、拯救时代的人。你只希望他能活下来,他是你的替身,是你进入这部电影的入口,你将会跟着这个人,而他将会尽自己一切所能活下来,然后回家。你也希望他能成功,你很关心他,所以这部电影是更广义的、更人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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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蝙蝠侠》更加戏剧化,探索的是英雄人物,它高于生活,超乎现实。《敦刻尔克》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更相关,它必须这样,因为这是一个真实事件。我曾有幸和一些老兵坐在一起,真真切切地在事件发生地与他们交谈,这给了我一种对历史的责任感,我必须以真实的方式向人们讲述这个故事,而不能捏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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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过去,你总是想象未来,或者想象一些抽象的事物和情况,但是现在你面对的是非常具体的历史地点和事件,这两种想象对你来说有很大的不同之处,还是有相似点呢?

诺:在电影的世界中,作为一个创作者,常常需要从现实中进行建设性的创造,脚本必须创建整个电影世界和它的术语,但在《敦刻尔克》中,这个部分是现成的,因为这个故事是实际存在的,我需要做的就是研究和阅读,所以创造人物的方式是不同的,我没有必要再建构,我只需要去探索。这带给了我不同的感受,我发现这个过程非常迷人,非常振奋人心。

许:在你的电影里,人们的自我认识总是很模糊,分不清虚构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为什么这类事物如此吸引你,成为你的主要电影主题?是源自某种哲学思考吗?

诺:不,不是非常刻意的。我最喜欢的电影类型总与惊悚片有关,我喜欢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我认为其中蕴含着一些东西。我很赞同一种观点,就是电影是一个很好的从不同角度探索故事的媒介,因为摄影机假装自己是客观的,其实不然,它是非常主观的,特别是当你选择以这种方式使用它时。

像希区柯克(3)和黑泽明(4)这样的悬疑片大师明白如何控制人心,如何欺骗观众去改变对角色的看法,使他们的同情从一个角色转向另一个角色。我认为在这样的故事里,你绝不能理所应当地认定一个角色的身份,即使他的身份是叙述者。他们很清楚地利用了媒体的这种优势,玩弄着观众对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理解和认知,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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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碎片》剧照。上映于2001年的惊悚片,讲述因歹徒袭击只有瞬时记忆的男子试图利用图像串联起人生的故事。诺兰的灵感源于弟弟乔纳森分享的概念以及博尔赫斯著名短篇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

许:包括控制观众这部分吗?

诺: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是的,希区柯克曾说过所有的电影都在操纵人心,交错操纵。这是很有意思的。我猜你的问题是,如果所有的电影都在操纵人心,我在电影中运用的是哪一种呢?我相信导演有很强的操纵观众观念的能力,问题是,我的电影中的控制性是否非常明显,或者隐藏在哪里?

当人们问我有关《敦刻尔克》的问题时,常常会问我有关时间和时间怎样在电影中呈现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任何电影对待时间的态度都非常复杂,这是电影中大量出现的事物之一。他们可以让你对时间以及时间的经过有非常不同的感受,我所做的事就是操纵你对时间的感受,把它做实。然后说,好的,我想让你参与进来,我想让你知道,比如这里有三条不同的时间线,它们正向不同的时间范围展开。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希望你不断想起每一个故事的有限设定,这样你就被困在已有的经验中了。这是一种诚实的操纵。

许:导演能否成为一名哲学家?电影产业也在生产着自己的“福柯”或者“尼采”吗,你怎么看待电影和哲学之间的关系?

诺:对我而言,这么看待自己显得太过自满。在谈及自己所做的电影时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尤其是在中国,许多人采访会问我,你觉得自己的电影怎么样?你最喜欢你的哪一部电影?这些问题让我很不好意思,回答起来很难,因为我的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

对我来说,我更倾向于关注故事本身,对于故事的主题,我倾向于凭直觉去确定,如果有让我感兴趣的哲学问题,它会不知不觉地出现在电影中。就好比与一个很好的演员一起工作时,你不用告诉他该怎么去做,你只需给他你想实现的情景和想法,他就会在表演中表现出来,让你感受到你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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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魔术》剧照。本片改编自普利斯特代表作《致命魔术》,上映后引起全世界广泛关注,由“蝙蝠侠”克里斯蒂安·贝尔和“金刚狼”休·杰克曼联袂出演。

许:你如何处理你体内的这两个部分,理性的部分和另一个跟随本能的部分,你觉得它们之间有冲突吗?

诺:我不认为有很多冲突,但我认为原因之一是我现在非常幸运,在工作上有很大的自主权。这种冲突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很成问题,因为当时我需要满足来自各方的叙事要求,好莱坞电影工作室对每个人的信任程度不同,你必须更多地融入一种既定的风格模式。所以当你离开你习惯的电影类型时,就会感到比较棘手,你倾向于以本能的方式去制作电影,但还必须以理性的方式向电影投资人做出解释。

我现在已经进入了职业生涯的另一个阶段,能够离开熟悉的电影类型的惯例,以本能的方式制作电影,也不必每一次都解释这么做的理由。我仍然和工作室进行很多交流,我尽量和我所有的合作者一起努力,并尽量非常直截了当地解释我正在做什么,但是,也没有必要解释每一个细节,为什么它与另一部电影不同。所以,比如《敦刻尔克》开始时的对话很少,但是没有人真的质疑过脚本,他们或许明白了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用视觉来讲故事,希望以现在时态与角色一起存在,希望使观众更多地融入电影中,尽量通过眼睛来了解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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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你是否担心这种特定风格,以及“大生产”的模式,可能会扼杀你的创意?

诺:我以前在拍这部电影时担心过,后来我选择不去担心了。我选择相信这是一部大型电影,是一部对英国人来说尤其有必要制作的电影。一定会有人做这部电影的,我希望我是这个人,并且我希望能用正确的方式或者说是我觉得正确的方式去做。

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电影创作者,我努力使我们的电影更有效率,使它能更好地为工作室赚钱。我不太担心规模的问题,我只说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去拍这部电影,我们需要飞机,我们需要船只,我们需要成千上万的人,一切都只是为了拍好这部电影。我大脑的理性部分比较像一个商人,看着电影时,它会说,如果这部电影没有一些独特的、强有力的观点,那么今天的人们不会觉得它有趣,它就只是历史。而我不想制作历史,我想制作一部电影,一部年轻人愿意去看并且能感到身临其境、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电影。

许:从《追随》到现在二十年过去了,你自身发生的主要变化是什么?

诺:我相信我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生活中的变化是巨大的,我结婚了,有了四个孩子,成熟了很多,这些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你与电影的关联,但是我认为我对于电影制作的热爱没有发生丝毫改变,我拍电影的方式也与以前完全一样。随着电影规模加大、影片的成功以及许多事的发生,人的压力可能会越来越大,但抵御住这种压力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觉得每一部电影都应该取得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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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在讨论《敦刻尔克》时说的那样,你需要真正地接近它,而且我接近《敦刻尔克》的方式跟我接近《追随》时是一样的,我只需要一个有关这个故事的观点。我很需要展现出我的观点,并且享受它。听起来确实有点自我放纵的意思。

许:你本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诺:我可不想谈论这个。可能是我喝茶太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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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从电影产生第一个想法到它最后完成,整个过程中最脆弱的部分是什么?

诺:天哪,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一名导演的工作,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点,就是你不对任何事负责。你的责任很宽泛,你要涉猎所有事情,所以对我来说,这不是弱点或优势的问题,而是“整体的平庸”。我必须对很多不同的事情都有些了解,但不一定要成为专家,你周围有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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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兰在片场

我有一个梦幻般的摄影导演,一个梦幻般的设计师,一个梦幻般的后期,所以我真的只是给予他们关注,激励他们做出最好的工作,我认为这是我很喜欢导演工作的原因之一。因此,无论你想表达的感受多么私人,你做出的东西至多只会和你雇佣的人一样优秀。尤其是编写剧本,如果你只是自己一个人做、用自己的大脑完成所有事的话,会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你必须把一个团队聚集起来,那么,你聚集起的这些人会给你的剧本带来完全不同的技能,以及全新的艺术视角。这就是制作一部有趣的电影的方式,是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许:是否有某种限制是你讨厌并且想要克服掉的?

诺:相比于电影制作的其他方面,写作是我认为最受限的一件事,你有了一个概念、一个想法,然后就要面对异常困难的执行。在其他方面,你要与物理世界的感觉发生冲突,要去拍摄场地,希望天气好一点,并且能够不断地在工作中获得一种赢得胜利的感觉,所以你不会面对自己的限制。而在写作时,只有你和一张纸,当你有一个极好的想法时,你把它写下来,但可能发现它很糟糕,这是每天都会遇到的情况。写作非常困难,作家很孤独,他们需要很多的支持。我喜欢和我弟弟(5)或者大卫·高耶(6)或者过去曾经合作过的作家一起写作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场斗争中有一个合作伙伴是很好的。

许:有没有一些作家曾给了你很大的鼓舞?

诺:博尔赫斯,我经常被他所吸引,我爱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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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他是我的最爱。

诺:真的吗?我有他的小说集,我会重温它们,重读它们,我觉得这些书非常鼓舞人心。

许:他的书也有点《盗梦空间》的感觉。回到电影导演这个话题,你的灵感来自雷德利·斯科特,如果以你今天的成就和他相比,你觉得比他多了哪些创新?

诺:我没有资格做这个评价,我觉得雷德利·斯科特对我来说有趣的一点是,他捕捉到了我作为一名少年的想象力,并一直使我沉浸在无与伦比的幻想世界中。他的电影在视觉方面有很强的吸引力,当我在制作电影时,我认为我是在向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力,所以我的电影有更多的叙事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在写作方面的。面对自己如此欣赏的人时基本上都会有这种感觉,你得做出点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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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认为,当我已经与沃利·菲斯特(7)这样的优秀摄影师一同工作过,尽管电影一直是自然主义的,但它们的视觉品质是显而易见的,也非常有趣,只是没有像雷德利·斯科特这种时代领军人物一样风格化。

许:你已经被视为今天好莱坞的代表,你如何看待好莱坞的传统人物,从约翰·福特、科波拉直到詹姆斯·卡梅隆?我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是传统的一部分了吗?或者你如何界定传统?你有没有为这种传统贡献出不同的东西?

诺:好吧,这又回到了刚刚那个问题,这里的每个人都想让我谈谈如何评价我自己。不,这很难。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做,我也想为这种发展或者变革做一些贡献,但是如果我说我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或已经做了什么,那就是在说谎。我对《敦刻尔克》的一些反响感到非常满意,人们觉得它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与好莱坞电影工作室做出的一些大片有一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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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约翰·福特、科波拉、詹姆斯·卡梅隆

在超级英雄电影的发展壮大或占据主流地位的进程中,我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作用,我拥有了特许经营权和其他的一切,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一直试图平衡电影制作与原创电影之间的关系,并为观众提供他们不熟悉的东西,因为我认为这对电影工作室系统或整个好莱坞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很难,作为电影创作者,我们仰慕着那些你提到的过去的电影人,我们感到自己很卑微。在电视领域,大家都在谈论如今的电视节目多棒,而且越变越好,但在电影领域我们的感觉恰恰相反,与过去的电影制作人相比,我们都感到自己很渺小,所以哪怕是要让我谈谈我做的事与你所提名之人的关系,都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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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你不使用电子邮件,也没有手机,那你如何与这个快速变化的现代世界相联系?如何用技术驱动世界?

诺:我认为很多人用技术做的事实际上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它只是用来打发时间,而且我很容易分心,所以如果让我找个让自己分心的方式,我可能会玩游戏什么的,然后花费大量时间在网络上什么都不干。我很重视什么也不做的时间,只是思考,努力想清楚现在在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尤其是很忙的时候,或者正在为一个项目工作的时候,我已经不间断地工作了很久了,电影制作是一项非常繁忙的工作,有许多问题需要得到解答,我一般是利用一些缝隙中的时间进行思考,比如当我坐在车里准备去某个地方,或者当我坐在一家餐厅等某人露面时。所以我很喜欢不用手机也不接收邮件,不与任何人联系,这样我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来思考事情,这些碎片时间对我来说非常宝贵。

许:最后一个问题,你会导演詹姆斯・邦德系列的电影吗?

诺:我一直喜欢那些电影,任何看过我的电影的人都会知道,但我们已经谈了好几年了,可能会做,不过一定要在恰当的时间,要在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才可以,他们现在还做得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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