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攸：长大成人就是杀死自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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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的青春一般是关于忍耐的，电影也这么告诉我们。穿校服，循校规，等待偶然爆发的爱恨消亡——然后成为一名大人。

新加坡导演陈思攸的第一部长片《核》（Amoeba）给了我们一个无需忍耐的例子。陈思攸在与单读的访谈中说：“在新加坡，长大成人的过程像是去迎接死亡。你得杀死自己的一部分，才能承担在社会中的新角色。”但在电影里，16 岁的女孩徐心宇不接受这种死亡。当国家的暴力通过学校渗入学生的生活，她与朋友们组成了“黑帮”，发誓只为彼此而死。

同在儒家文化中长大，观众可能会感到麻木：这些经历，难道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吗？观看这部电影可能带来的享受或刺痛，都在于它推动我们透过另一个国家的华人女孩的身体，去温习那些曾让自己感到不适，但为了顺利长大而慢慢忘记的事情。而女孩们在反叛中获得的快乐，又是令人眼前一亮的。

《核》今年 9 月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中国首映，并作为“藏龙”单元入围影片获得青年评审荣誉与迷影选择荣誉，饰演徐心宇的演员郑凯心获得费穆荣誉·最佳女演员。在明晚公布结果的金马影展，这部电影还有望给陈思攸带来最佳新导演的奖项。

以下是单读对电影《核》的介绍和与导演陈思攸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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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偏见，好看的青春成长电影必须是沉重粗粝的。在访谈中，我的好几个问题也反映了这种偏见。而《核》让人感觉如此自由纯真，女孩们不断抗议，不断占领空间，相信鬼都不相信课本说的话，理解黑帮的历史也不愿理解国家的叙事。

有一幕，徐心宇看着镜头问：“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明知是假的的东西？”

后疫情的几年里，我也会问自己什么是真的。有时候看新闻像是编的，看小狗跳舞发现是人工智能内容。而且，为什么连点击一条看似搞笑的评论，都会跳转去购物软件？

是 16 岁的徐心宇用中文问的这个问题，让我想了解电影背后的人的成长经历，了解为什么在电影里，一群人的不服从，两个人不被定义的亲密，一个人震耳欲聋的反问，都可以平视甚至审视这些制造谎言的系统。

陈思攸的声音听起来很快乐。她在新加坡长大，在美国东北部学习电影，曾经在北京的画廊实习，现在住在洛杉矶。拍摄《核》之前，她拍短片，拍广告，也间歇当过好几年调酒师。她没有多少背井离乡的苦恼，在家里，她小睡一觉还会被妈妈念叨，但在新加坡之外，讲述新加坡的故事反而更容易。她说，“远离新加坡的感觉，就像慢慢解开过去所有压抑我的东西。”

导演陈思攸 © DANIELLE KRUDY

一个叛逆的女孩与她长大的国家

单读 你在新加坡的青少年时期是怎么度过的？

陈思攸 现在想来，我长大的过程完全是被女性包围着的。我家里是四姐妹，我们与母亲和外婆住在一起，父亲则在我九岁时就去了香港工作。我妈妈出生在中国，她常和我说：“爸爸不在身边，但是爸爸很伟大。”

后来我上了一所女子中学，就像电影里的中学那样，是一所让人压力很大的精英学校。我在这所学校里变得很叛逆，开始“欺负”老师，取笑他们的名字和发型，搞得有个老师一直想让学校开除我。
与此同时，我还花很多时间写信。如果你认为某个学姐很酷，你就给她写信，让她当你的“天使”。一上课我就拿出各种颜色的笔和贴纸，给很多很多人写信。虽然学习和考试很重要，但我都不太记得了。回看的话，那段时光是很美好的。

单读 那些你在电影里展现的叛逆行为，有的是你自己真的做过的吗？
陈思攸 有，我曾经像电影里的女孩们一样，和朋友们一起上演了一出校园剧。

有一天天很热，我的三个朋友买了米粉去图书馆吃，因为那里有空调。副校长发现了，命令她们为全校演一个校园剧，主旨是“不能在图书馆吃东西”。回到班上，朋友们告诉我说：“天哪，我们得排这个戏！”我说：“那我们把它弄成一出讽刺剧。”

于是我们一起写了剧本，又找来十二个同学加入，事情一下子变得非常有趣。我在剧里演的就是那位副校长，我借来了一件像她常穿的绿色西装，模仿她模仿得特别像，表演时全校的人都在笑，在为我们欢呼。副校长惩罚我的朋友们排戏，本来是为了羞辱他们，但我们成功地把耻辱还了回去。
单读 你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所在的教育系统是有问题的？

陈思攸 当我身在其中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是有问题的。大家都是这样，你也必须照着做。对当时的我来说，教育系统就像是一个游戏，你需要得到一定的分数，只是这个游戏一点也不好玩。
我上学的时候对一些科目完全提不起兴趣，因为它们本身并不吸引人。有一门学科叫“社会学”，相当于是历史课，讲的是新加坡的历史——但那是某一种版本的新加坡历史。那时我还没能用“政治宣传”这样的词去形容它，但我能感觉到，那是一种自上而下、被强加给我们的历史。你学它，考它，就意味着你接受了一种测试，看你能多流利地重复国家给你的叙事。

文学却恰恰相反，当我阅读世界各地的诗歌和小说时，我不是在背诵，而是在探索和观察词语如何组合，它又意味着什么。那样的学习更吸引我。

单读 这很有趣，从“社会学”和文学的对比里，你开始反思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可以再讲讲这个过程吗？

陈思攸 在学校里，这种感受是很明显的。我们必须上特定的课程，比如“好公民”课——每个学生都得修这门课。整门课的核心，就是通过国家叙事来塑造学生的观念。

我想，可能因为新加坡是个年轻的国家，建国至今也就六十年左右，学校喜欢强调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种族平等、多种族融合的基础上的。在“好公民”课程里，总会出现这样的故事：不同种族的人全是朋友，相处融洽。这种理念本身是好的，但现实并非如此。新加坡社会中，不同族群之间依然存在着清晰的界限。

还有许多类似的说法，比如：“新加坡是一个脆弱的国家，因为我们国土很小。所以我们必须团结，否则就会灭亡。”

国家叙事贯穿在各种象征和节日中。除去那些关于“鱼尾狮”的宣传，学校每年还会举办“全面防卫日”活动，那一天，军方人员会到学校来演讲，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保护自己，必须对世界有所防备。”“国庆日”时，我们会唱歌，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些歌曲！它们全是为了表达“我爱新加坡”，旋律朗朗上口，非常好记。

一年之中会有许多这样的日子，大家聚在一起，要么表达对国家的爱，要么相互提醒：新加坡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我们的生活很不安全，所以必须认同自己的新加坡身份，团结对外。

单读 所以你认为，国家叙事很大程度上渗入了个人的生活？还有其他例子吗？

陈思攸 是这样的。在个人生活里，尤其作为一名成年女性，我感受到了许多压力。我记得有一支在电影放映前播放的广告是这么说的：“今天是国庆日，为国家多生几个孩子吧！”

从很小的时候起，你就被教育要为国家尽最大的努力，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天然资源，唯一的资源就是你们，我们的公民。”这意味着你要好好学习，做一份好工作，然后结婚生子。上世纪七十年代，政府推行过一项叫“两个就好”的生育政策；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又推出了好多荒谬的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的女性多生小孩，教育低学历的女性少生小孩。

这些政策是歧视性的。如果你不符合这种国家叙事——比如你是单身，或者不是异性恋，又或者没有按照“家庭”的标准生活——那你在申请政府组屋时就会更困难。所以，国家叙事不仅渗透在生活的小事里，也被政策和机构所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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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只有“存在主义暴力”的黑帮电影

单读 就像你说的，新加坡如今是一个干净安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你是怎么想到让电影里的女孩们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组成“黑帮”的？对于作为一种历史建构的“黑帮”，你的研究过程是怎样的？
陈思攸 当然了，我是个电影导演，不是历史学者。我是先想拍一部关于四个女孩组成黑帮的电影，才去研究“黑帮”这个概念的。但如果我有无尽的时间，我真的想去读遍每一本关于黑帮的书。
我是从中国黑帮的起源开始研究的。当了解到清代的“天地会”这个秘密组织时，我大开眼界——黑帮的文化起源之一居然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带有反政府性质的组织，而且它不是特别暴力。

后来在历史发展中，有些想改变社会、想推动事情的人，就会去利用帮会的力量，把一大群人组织起来。我读到孙中山当时如何走遍世界，从香港、台湾，去到美国甚至来到新加坡，利用天地会的延伸“洪门”的网络，从海外华人群体中为革命筹款。

我当时觉得：哇，我不知道黑帮的起源是这样的，原来他们最开始并不是我熟悉的流行文化里那些骑着摩托车的家伙。

单读 你为什么会对黑帮产生兴趣呢？

陈思攸 我很清楚，我对黑帮的兴趣不在于暴力和犯罪，我不想让故事里的四个女孩去偷东西、卖毒品。因为从最简单的层面来说，历史上的这些帮会从来不允许女性参与。

我意识到，我对黑帮的兴趣在于它的反抗精神。其实新加坡的帮会也曾是政治性的，它们一度扮演了工会的角色，参与了反对殖民者的活动，争取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更好的生活。而掌权者最害怕的，就是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自己组织起来。我觉得学生运动里那种“激进分子”的气质，和“帮派”有点相似。

另一方面，我也对黑帮的仪式性和性别传统感兴趣。进入黑帮需要丢掉自己原本的身份，黑帮里还总有这样的神话：“我可以为你去死，我可以为我的兄弟们去死。”我十几岁的时候，绝对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也可以为了某个人去死。这简直太浪漫了。还记得中学的时候，那个想把我开除的老师总是把我和朋友们叫做“武林高手”。“武林高手”的说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我开始在一个全是女生的环境里，重新想象“兄弟情谊”的神话。

最终，我关心的也许还是女性如何对自己的人生有自主权，如何在学校与家庭这些既有机构之外回答“我是谁”。

单读 你在电影里描绘的女孩们的“黑帮”，其实是非常纯真，甚至具有角色扮演性质的。同时电影里也出现了真正的男性的黑帮，那是索菲娅家的司机曾经参与的帮派，但你也着重于展现他们之间的友谊。

这是一种很新鲜的黑帮形象。为什么会这么拍？

陈思攸 你可以说这是一部没有黑帮的黑帮电影。我不想拍角色施暴，因为现实里已经有太多暴力了，为什么我们在电影里还要复制更多暴力？

我想我更愿意去探索体制性的暴力——那些把你的个体性剥夺掉的系统性的暴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存在主义暴力”。我认为友谊是可以对抗这种存在主义暴力带来的失落感的。

单读 我想这也与你愿意在电影里采用多少现实主义叙事有关。你留下了许多灰色地带：虽然女孩们是叛逆的，但她们依然是好学生，没有像我们熟悉的那些青春电影一样辍学、偷窃，或者陷入社会性的贫穷和暴力。

这部电影的一部分是理想主义的，一部分是富有想象力的，还有很多对身体和感受的书写。对你来说，是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你不想去拍那些更黑暗、更沉重的故事？

陈思攸 是的，这是一个决定。

我首先得忠实于我自己的真实经验，以及电影里这所学校的真实环境。在精英学校里，能发生的“最坏的事”大概就像电影里那样。大家内心深处都明白，自己只有一次机会进到这个好学校，可千万不能搞砸了。

这也涉及精英学校和非精英学校之间的差异，而精英学校本身就是现代新加坡的缩影。当我回到新加坡去研究它的黑帮历史，有人跟我说，“你去那栋楼，去那个撞球厅”，于是我去了——结果什么黑帮的痕迹都没有。

在现在的新加坡，一个人怎么也当不了黑帮了，就像电影的女孩们想成为黑帮，但其实只是保留了黑帮的反叛性。最终，这还是一部新加坡的黑帮电影，不是《上帝之城》那样的巴西黑帮片，或者英国那些聚焦街头帮派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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