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芙琳母女暂且按下不表，在展示了噤声的世界如何迅速凋落为一片废墟之后，“寂静之地”系列又回到了第一天，开始讲述灾难如何发生。新作《寂静之地：入侵日》（以下简称《入侵日》）是这一系列的番外，导演替换为迈克尔·萨诺斯基，履历表中仅有一部《救猪行动》。
一、“乐观”
“寂静之地”系列的设定几乎野蛮，不存在外交、绥靖和拉锯，唯一规则“出声即死”等同于某种致命病毒，一旦感染（被察觉）立即死亡。相较前两部——首作开始于萧瑟已至的第89天，次作来到第474天，《入侵日》则完全集中在“Day One”：人类尚未熟悉敌人，惊恐、慌乱和侥幸成为主要情绪。在这个意义上它靠近乌维·维特施托克的《文学之冬》，这本书去年被译为中文。作者维特施托克在书中做了一个回望历史的工作。1933年，如今我们熟知的希特勒上台，当时的人们尚不能想象这位政客能做什么，更不会意识到自己或许已经命悬一线。“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不愿承认危险，要么低估了危险，要么反应得太慢，总之，他们错了”。他们无法预料到，独裁者仅需四周就能摧毁民主。
...作为政治隐喻，以现实考量这部《入侵日》会发现它显得格外清醒。电影中，埃里克（Eric）以登上撤退的船只作为主线任务，他和萨米拉（Samira）没有犹疑和思考，完全遵从政府的号召，绕过“留与走”的历史困境。这在1930年的苏联、1933年的德国和1949年的中国都是一个难题。《入侵日》回避了“转折期”带来的问题，它描绘了某种乐观和天真。在萨米拉和埃里克这对诗歌和音乐的组合中，他们甚至还带上了一只奶牛猫。此类人性的美好能够持续的时间大概可以预料，尤其是在一艘塞满难民的船上。我的阅读经验中，近处有杨显惠的定西，远处则是刘邦：“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如是者三。”与“寂静之地”系列类似，《文学之冬》以同样的时间尺度记录了艺术家在那一时期及此后的生涯。针对1933年的“Day One”，维特施托克在前言中写道：“当日常生活变成求生之战，当历史性的时刻要求个人做出存在意义上的决断时，把握现实有多么艰难。”或许，这才是《入侵日》更为准确的解法。
...
在《入侵日》中，导演迈克尔·萨诺斯基的一副菩萨心肠使得他没有将角色和观众置于道德与生存的两难之地。全片没有一个观众熟悉的角色直接死去（萨米拉和同事都是“被带走”，他们没有死在观众面前）。车底求救于萨米拉的陌生人被怪物拽开，看不见萨米拉的抉择。猫咪弗奥多（Frodo）被所有人轻而易举地接纳。观众始终被导演保护起来，站在安全的位置，看游戏者如何陆续出局。作为政治寓言的“寂静之地”在萨诺斯基的手中变得温和起来，失去了它原本作为严肃议题讨论的可能性，沦为爆米花灾难片。
二、“嘴快”
话分两头，噤声的故事尚未结束，约翰·卡拉辛斯基正在筹备他的第三部《寂静之地》，萨诺斯基不过是插曲。虽然《入侵日》冠以“前传”之名，但它不能算作对该系列时间线的补充，早在第二部中，片名出现前的十二分钟里影片就已经回顾了灾难发生之际的情况。实际上，《入侵日》是对第二部结尾以黑人亨利（Henri）为首的登岛者见闻的展示。第二部中，亨利为埃米特（Emmett）讲述了他们登船时的境况，这也是《入侵日》中埃里克带着猫咪上船后的后续情节：国民警卫队的十二艘船只有两艘出发，剩下的毁于民众争夺生机时的慌乱之声。作为“寂静之地”的观众，我之所以对此系列保有期待是因为它蕴含着展示历史与当下的可能。我并不期待通过它的想象能够帮助我们规避某种可能的灾难，而是揭示已经发生并且不断重演的历史。十年之前，英国历史学教授奥兰多·费吉斯的《耳语者》中文版面世，书中记录了一段漫长而广阔的噤声期：1928年到1991年的苏联。
...
当言谈意味着危险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缄口沉默，“寂静之地”里最重要的规则是“出声即死”，这同样是《耳语者》描绘的世界——“占地球六分之一陆地”的苏联。“在一个被认为口太松就会被捕的社会中，家庭抱成一团以图生存。……他们设法避开危险的邻居耳目，有时甚至是自己的孩子，于是就学会了耳语”。身处“寂静之地”的人类无法同怪物交谈和协商，怪物对人类制造的声音有着洁癖般的厌恶。至于怪物的形象——讨厌异己、盲视、拥有与形体不协调的长手，这是所有独裁者的特点。
大清洗通常不像疾驰而过的台风，无论是它自身还是其带来的影响往往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即使是台风过境，也会带来老鼠和蚊蝇的大量滋生，面临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所以“寂静之地”中怪物的登台造成的不只是死亡本身，更为糟糕的是人们还将在死亡威慑的世界生活下去，繁育后代，最终与怪物共存。借用《耳语者》，“我们从小就学会闭嘴”。影片中的怪物更像是一种可以改造人类生理特性的病毒，使其地存在的人最终全部失声。“许多家庭的主调是静默”，《耳语者》充满了这样大量的案例。
...奥兰多·费吉斯将感染的人类、由恐怖主导的社会的成员，称之为“耳语者”——窃窃私语的人（shepchushchii）。经历了入侵日的慌乱和逃亡之后，新时代拉开序幕，后面的问题是如何与怪物共存。甚至它提出来另一个问题，在我们无法打败它的时候，会以怎样的方式活下来？极权导致社会大面积沉默，但不止如此。“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我们更多地面临的危险不是来自怪物，而是那些遵循了“出声即死”的同类。出声者作为他们的邻人，意味着“会带来麻烦”和“资源的竞争”。假如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不遵从“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的默契，便会率先出局。因为每个人都没有办法保证对方不会先一步出卖自己，所以出卖、告密和诬陷便会前仆后继地发生。最后只剩一个充满虚伪的社会。
三、“日记”
无法出声、无法言说会导致真相无法保存起来。如果沉默代替了事实，沉默就会制造谎言，集体沉默又将造成集体失忆。通常人们依靠口头语言而非书面文字保持记忆的强健。学者徐贲指出，记忆必须由集体来保存，记忆是每一个记忆者自我剖析、反省和忏悔的机会。出于死亡的恫吓，顺从的噤声将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寂静之地”诞生的年轻一代不再明白发声的意义，会心安理得地自我说服，将“不出声”从缺憾当作一项社会技能，等同于打猎、种地、规避毒兽。必须强调的是，那些试图发出自己声音的人，不能归类为“异见者”。他们只是在要求日常生活的必需条件。但我还是要说，《入侵日》的浪漫并非一无是处。情感与艺术是对抗极权的基础，因为它们有着天然无法调和的矛盾，前者正是多数人生存的意义所在。这也是乔治·奥威尔、雷·布拉德伯里、约瑟夫·布罗茨基、阿赫玛托娃、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安妮·弗兰克、多纳斯马尔克等人的共识。《入侵日》中诗人萨米拉昭示了一种对抗沉默和遗忘的可能——写作。《1984》中温斯顿保存个人记忆的办法是偷偷记日记，把日记藏在墙洞里。《耳语者》通过对当时大量档案的整理，展现人们面对“出声即死”的威胁的应对之策：“人们只好在真实的私人世界中寻求避难所，还有些人在大恐怖时期开始写日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写日记能开拓出一个不受解剖的私人领域，也能在祸从口出的时期倾诉自己的疑虑和恐惧。”
...但即便是写日记，也充满着危险。奥兰多·费吉斯写道，作家普里谢维恩“写日记用细小的草体，即便用放大镜也难以辨认，为的就是预防被捕后自己思想的暴露。”在“纸是危险的”情况下，有人选择启用另一种对策：背诵。这是小说《华氏451°》的情节，也是前苏联作家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方式。作为诗人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和诗人阿赫玛托娃的朋友，在漫长的生命中娜杰日达日日夜夜背诵二人的文字。布罗茨基就此写道：“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爱，那就是记忆。因此，背诵即是恢复亲密性。”
...
今天，我们允许同行者把我们的猫从船上扔下去，这种纵容会让我们自己明天也被扔下船。这是权利的割让；今天，我们看着有人把别人的猫扔下船，我们沉默，认作一次平常的闭嘴（这一词语也可以换作在情感上更容易被接受的“中立”）。这是将先辈们好不容争取的世界让渡给黑暗，哪怕是难以察觉的一点；今天，我们学会对身边的人说“管住你的嘴”，自己窃窃私语，觉得表达意见的人都是醉鬼，我们自发地举报他们。这又是什么样的世界。下一部《寂静之地》的故事不知道从何处开始，或许其中已经没有人经历过劫难之前的世界了，他们转而将噤声的环境当作美丽新世界，将人声视为难以忍受的噪音，认为“一切本该如此”。我不知道，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
即使昌明短暂，噤声或可漫长，但它的历史迟早终结。即便到时斯人已逝，但历史的伤口还在，记忆和写作保留了真相，将再一次提醒我们何处是危险的边界。
参考：
乌维·维特施托克，《文学之冬：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陈早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黄灿然 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