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爱与崇敬，献给理查德·伯顿。”

特里克伊尔还在说服一位国际知名的演员出演奥勃良这个角色——导演雷德福记得这个过程是“一系列灾难”，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会允许发生的。

“直到拍摄进行到第六周，我们才最终确定了奥勃良的角色人选。如果你能想象，金融家们不知道谁是电影中的主要角色之一。我记得我的制作人找到我，对我说：‘如果没有人来演，我来演。’

事实是，我们先把它给了肖恩·康纳利。肖恩·康纳利然后支支吾吾，含糊其辞，然后实际上，他吓坏了，离开了。他真的让我们忙了六七个星期，然后意识到奥勃良的那些冗长的演讲，是很折磨他的——他应付不了大段大段的台词，于是就走了。”(评：原来康纳利的台词功底这么不行。)

下一个选择，保罗·斯科菲尔德，摔断了腿。“所以我们把它给了罗德·斯泰格尔，他刚刚做完拉皮手术。我收到了这封电报，直到今天都保存着，上面写着：‘亲爱的雷德福先生，我是罗德·斯泰格尔的助手。我担心斯泰格尔先生将不能在《一九八四》中扮演奥勃良这个角色，因为他的整容手术刚刚失败。’”

“然后我们把它给了马龙·白兰度。我们没有很多钱——我们有8万美元来支付主角的薪酬，这看起来是一大笔钱，但对这种人来说不是，特别是像马龙·白兰度的经纪人说的那样：‘你知道白兰度先生每天起床的费用不能少于100万美元吗？’对此，我的制片人西蒙·佩里说：‘哦，那么，他放弃了严肃的表演？’这就是马龙·白兰度的结局。

最后，最后，在绝望中，我们想到把它提供给理查德·伯顿。之所以最后才考虑他，不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好演员，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酒鬼。没有人会信任他，没有人会给他保险，没有人会让他做任何事情，不管怎样，他住在海地。后来他声称他住在那里，因为那是唯一没人会认出他的地方。无论他说什么，你都不能全信。

每周只有一架飞机去海地，所以我们调整拍摄顺序，让他飞过来。我们等了一周，他带着他的答案回来了。他来了，他非常迷人。他在整个拍摄过程中都没有喝酒。

他有一个叫威廉姆斯的朋友，他也是一个酒鬼，经常给他拿一罐打开的百事可乐递给他。理查德会把它递给我，然后说：‘你要喝一点吗？’我会喝下去，尝一尝，确定里面没有伏特加，然后把它还给他。他表现得令人惊讶。”

1984年6月,《每日邮报》刊登了对理查德·伯顿和萨莉的采访，萨莉是他前一年结婚的妻子。在58岁时，这位威尔士人认为自己处于半退休状态，他声称，自己通常会把送来的剧本原封不动地退回。

然而，《1984》是“耀眼的”，“让我把奥勃良演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派角色对导演来说是小菜一碟，但是导演相信他对温斯顿有一种爱，”他告诉记者琳达·李·波特。“晚上回到酒店后，我洗了个澡，穿上一身白色衣服，试图摆脱奥勃良。他让我着迷。”

伯顿入戏很深，甚至相信他作为奥勃良所说的每一句台词，变成奥勃良的思维，乃至于丢失了自我，“你知道吗，这真的很可怕，因为我真的开始相信我所说的是正确的。”

涂了厚厚的粉，脸色苍白，头发剪得很短，像个军人，这位前偶像正在进行他的最后一次表演。拍摄结束几周后，在别墅里招待约翰赫特几个小时后，他于8月5日死于脑出血。

梅尔文·布莱格在传记《里奇》中写道，他的最后一个角色“很适合他”，他“平静地表演，甚至是随意地表演。这个特务头子和国家栋梁只是在做他的工作，而且还有大把的空闲时间，甚至能有一点同情，当然能理解为他对受害者相当感兴趣，但在开始和结束时，完全不受任何可能使他偏离任务的感情的影响：从思想上改变反对派。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因此受到了好评。”

“最大的问题是，”伯顿在拍摄期间告诉戏剧评论家迈克尔·比灵顿，“如何扮演一个反派角色，尤其是像奥勃良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反派角色。迈克·雷德福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奥勃良必须相信他所说的话。

你必须消除你的所有惯性思维，表演的时候就好像你对你的背景、过去、之前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事情都没有记忆一样。我把眼睛变成了大理石，不再使用伯顿的声音，这样奥勃良就变得冷漠无情了。”

大卫·坎恩扮演奥勃良的男仆马丁，一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他在三天的时间里近距离观察了两位主角。书中暗示马丁是中国人，但由于在拍摄的那几天没有找到经验丰富的东亚演员，他只能出演，画了他所谓的“有点东方化”的眉毛。

“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经历，”坎恩说。“理查德·伯顿非常友好、健谈、善于交际。约翰·赫特要保守得多，也有点不友好，但我认为这是因为他扮演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角色。演员在拍摄期间往往容易沉浸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他没有理查德·伯顿那么放松。”

他记得伯顿的劳斯莱斯停在院子里。“多年酗酒的影响已经让他付出了代价，但他相当健谈。他身体有些虚弱，但他非常热情，非常活跃，尽管身体上不那么活跃，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他是个好伙伴。”

佩里记得，赫特和伯顿让拍摄成为一种乐趣。“因为约翰很了不起。看到他的奉献精神——他表现得很好。另一个巨大的乐趣是理查德·伯顿，他是如此地令人愉快。

我现在能看见他，站在那里，他大部分时间不得不站着，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太差了，连酒杯都举不起来。在影片中，当他举起酒杯时，是一名躲在桌子下面的助理导演帮他的手臂举起来的。他的背已经腐烂了。
(注：伯顿的后背疼痛被医生诊断为滑囊炎，死后尸检时法医锯下他的脊柱才发现里面长了压迫脊髓的痛风石，这是一种罕见病)

但他会站在工作室停车场的化妆拖车里，在他现任的妻子面前没完没了地讲述关于伊丽莎白·泰勒的故事，他的妻子很棒。

和他一起工作很愉快。对迈克来说，他很讨人喜欢，他也很有趣。迈克会说：‘好吧，没关系。现在我要你把那个著名的声音去掉。’

‘哦，是的，没错，’理查德说，‘当然，你没有雇那个声音，对吧？我知道你没付我多少钱，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雇佣那个声音，那我就把它扔掉。’

正如迈克所说，他就像一个烤箱。你只要放点东西进去，出来的时候就完全煮熟了。太棒了。”

BBC纪录片展示了雷德福和伯顿在刑讯室的场景，因为伯顿推测也许奥勃良自己就是老大哥。“总有一点点暗示。”伯顿说。

“他的传奇记忆力已经完全消失了，离开了他，”导演说，“所以我们不得不到处贴提词卡，在约翰·赫特的额头上写一些台词之类的东西。说真的，我没开玩笑，他是一个病人。但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最有魅力的人。当我在拍电影的时候，三个女人来到松林制片厂门口求见他，自称是伊丽莎白·泰勒。

无论如何，我基本上承担了导演他的工作，我知道像他这样的大明星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被导演过了。导演们害怕他们，你千万不要害怕他们，因为他们是演员，他们需要导演。

所以，我们在拍拷问场景之类的。我们拍的是他看着约翰·赫特的特写镜头，不可避免地，你必须把约翰·赫特移开。我在摄像机上放一个小黄叉，他看着那个。他做得不太令人信服。事实上，他做得很不可信。

我不停地说：‘我们要再拍一次。’突然，他说：‘停止！’然后他说：‘你不喜欢我的样子，是吗？’

我说：‘不，不是那样的，理查德，只是那样——’

他说：‘你不喜欢我的样子。’说罢，他起身离开了片场。

现场的气氛凝固了，每个人都沉默着。他消失了，消失了大概半个小时。最后，他拿着一个小盒子走回片场，说道：‘来吧，打开它。这是给你的。’

所以，当着所有演员的面，我打开了这个盒子，盒子里有一个奖杯。那是一个安在底座上的水晶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