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大陆上映。影片全球累计票房已经接近3500万美元，内地首日有望逼近300万人民币，平台给出的预计票房在3000万上下。
当然，对一部获得戛纳电影节肯定的法国剧情片来说，国内的票房成绩甚至口碑发酵都不太难预期。我们会开始谈论影片的议题、优秀的悬疑情节剧冲突和工业制作水准，也当然会再一次感慨欧洲评论风向的转变，即使这转变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这篇文章来自法国知名评论网站“Critikat”的主编Josué Morel。Morel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近年来法国电影耗费如此多的时间关注在法庭上?”
我们将法语原文翻译分享给大家，欢迎讨论。
文：JosuéMorel
翻译：陈磕碜（Chen Xiaoheng）
责编：恒立
在上届戛纳电影节期间，我们曾在专栏中对导演朱斯蒂娜·特里耶（Justine Triet）的影片品质表示肯定，虽然并不完全确信。
这种感觉一直没有变化，但金棕榈奖使状况发生了变化：接受与否，《坠落的审判》（Anatomie d’une chute，2023）都不再具有同样的光环了。
在某种“元”的意义上，影片变得名不副实：在特里耶的第一部长片《索尔菲雷诺之战》（La Bataille de Solférino，2013）问世十年之后，她正在成为新一代导演中最突出的代表；十多年来法国电影界失去了太多多重要的导演（侯麦,布里索,阿克曼,里维特,夏布罗尔,瓦尔达,雷乃以及近期的戈达尔），法国电影缺乏明显的领军人物。
特里耶确实打动了我们：她的影片既成功地引起了争论——比如她在戛纳的发言，针对行业社团保守主义（Poujadism）的批评——同时又得到了广泛认同。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一致好评之后，不难想象影片也会享有良好的公众口碑。
我们可以为此感到庆幸。如果说鲁本·奥斯伦（Ruben Östlund）的获奖尚不能说意味着存在对“大众作者电影”（film d’auteur populaire）的愿景——这类电影更强调精妙的叙事结构而不是场面调度——那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了。于是，除了我们对这部影片的看法之外，我们还需要了解它传达了怎样的电影理念，尤其是它对法国电影的启示。
我曾在戛纳电影节时提过这一点：《坠落的审判》（Anatomie d’une chute，2023）《戴脚镣的女孩》（LaFille au bracelet，2019）《圣奥梅尔》（SaintOmer，2022）或是《戈德曼审判》（LeProcès Goldman，2023），这些都确认了人们对审判题材电影的重新关注。
...《戴脚镣的女孩》剧照
尽管这些影片各不相同，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一系列共同的特性；叙事严谨，构图谨慎（无需过度强调，法庭始终就像一个戏剧舞台），以及多重视角和叙事结构展开（证词，审讯，现场模拟，展示视听文件等）。
那么，为什么它们没有同等的说服力呢？答案很简单：它们的价值并不在于对司法机制的体现，甚至也不并在于通过审判的闭塞空间让我们发现人物的细微变化。例如，《戈德曼审判》（LeProcès Goldman，2023）不时从严谨性中逸出，展示出超越单一叙事地平的活力。通过场景的剪辑交错，对真相的追问出现并不断左右于理性执着(事实，只有事实)和法庭的仪式空间不时会扼杀的、由感性引导的情绪表达之间——由亚瑟·哈拉里（Arthur Harari）饰演的律师最终也提及了他的犹太身份。
...《戈德曼审判》剧照
画内音/画外音
朱斯蒂娜·特里耶的这部影片是她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一部影片，它集中叙事描绘了一个破碎的女性形象，桑德拉（Sandra Hüller），她被怀疑造成了其丈夫的坠楼身亡。
换句话说，这个剧本——由朱斯蒂娜·特里耶和亚瑟·哈拉里（Arthur Harari）联合署名——并没有被视为超越其剧情的导演调度催化剂，而是被看作一个自身独立的作品;整部电影都致力于探索心理问题的复杂性。
但这并不妨碍其展现出真正的精湛技艺，尤其是通过儿子这个角色，我们在几个场景后才发现他的视力障碍。这个视障男孩拥有超凡的听觉记忆，这绝非无足轻重：影片调度最精心设计的段落都围绕着专注的倾听——例如播放争吵录音的那一幕。
...《坠落的审判》剧照
特里耶选择的场景，都是相关的，其卓越之处不在于复杂的智性，而在于连贯融汇。在上述提到的场景中，有三个段落相继发生：我们首先只能听到音频片段，接着我们看到一个更传统的闪回，回顾了争吵的发展过程，然后，在特里耶的镜头调回法庭前，再次隔离音频。我们可以清晰听见夫妻之间争吵时的殴打声，却无法确切地知道是谁给予了打击。
尽管桑德拉承认了自己曾有过暴力行为，但这个转变无疑给她的证词蒙上了一层阴影，从而不再被小景别支持。在里，导演做出了巧妙的选择，并没有打破这样一种印象，即调度首先被视为组织情境的工具；她并没有通过构图细节或在片段之间隐藏的微妙设置来深化情节，而是将调度作为情节的陪衬。一种共通的情感最终出现在了对事件的冗长拆解和对夫妇二人生活的解剖中。《坠落的审判》是一部精彩的人物研究作品吗？无疑是的。但这是一部伟大的影片吗？大概需要再讨论。
...《坠落的审判》剧照灰色地带，炼狱
仍然存在一个困扰人心的问题：就法国电影的集体想象力层面而言，这种对司法系统主题的偏好说明了什么？
我们首先需要区分两种互不相关的趋势。
《坠落的审判》，更准确地说，属于一个子类别，即“犯罪审判电影”（film de procès de criminelle），通过涉及女性的各种案件的范例来勾勒她们被感知的方式。除《戈德曼审判》外，上述几部影片的主角都是女性嫌疑人，她们的道德（以及不可避免地，性别）受到了争议的中立审判。
虽然这三部影片涉及不同的案件（《圣奥梅尔》中的杀婴案，《戴脚镣的女孩》中的朋友谋杀案和本片中的丈夫之死），它们每部都质疑话语的真实性，同时探讨了这种话语是如何被司法系统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社会，所承认的。
这些影片没有直接评论#MeToo运动及其后果，但都描绘了女性被给予的位置，被施加的行为约束，以及她们被审问的方式等。三部影片的最终结论也是相似的：法院裁决的“真相”并让所有显著存在的问题都得到解答。
...《圣奥梅尔》剧照
接下来是另一组电影，我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分析范围。尽管阿诺·戴普勒尚（Arnaud Desplechin）执导的《鲁贝之灯》（Roubaix, une lumière，2019）严格来说并不是一部审判题材的电影（虽然影片中确实出现了对两名杀人犯的审判），这部影片却深入相似的领域，探讨了人类灵魂内在的模糊性，但这次深入迷雾的锚是一个决心进行省思和忏悔的警察形象。
而弗朗索瓦·欧容（François Ozon）则通过《我的罪行》（Mon Crime，2023）这部喜剧片将法院的视野收敛到了一个小型社会剧院的范围内，其中每个人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欺骗》（Tromperie，2021）中，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场景出现在法庭上，戴普勒尚本人的化身、主角Roth因厌女症而接受审判。
最后，我们很难忽视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我控诉》（J’accuse，2019），这部影片曾在2020年凯撒奖上引起轩然大波。介于对父权制度的质疑、冷嘲热讽（欧容）以及疑似为自我及现状辩护（une défense pro domo）之间，法国电影近几年在法庭上花费了大量时间。显然，这些影片并没有以相同的想法（恰恰相反）来处理法庭仪式，但它们仍然共同表现出对司法澄清事实能力的不信任。
...《我控诉》剧照
如果说法国电影确实如此关注法庭及其隐蔽之处，这或许是为了回应法国社会与司法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后者一方面被视为秩序的保障者，另一方面是持续质疑的对象，无论这种质疑是否有基础可循——性暴力案件中的法律漏洞、对司法不严的指控、关于“法官共和国”或“公共生活司法化”偏离的政治性言论，等等。
然而，这种混乱也有其吸引力：总有些事情会逃逸出事实解剖，这个想法几乎与审判电影的发展同步。因而，这种类型依赖于内在的模棱两可（怀疑的阴影）和代价不昂贵的复杂性，这使得它能够在不正面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情况下，从侧面解决问题。
因此，将这一普遍趋势解释为法国电影对 #MeToo 运动的一种无意识回应并非不可能。“法国电影”被理解为一个抽象性的整体——这个“大家庭”，如同我们在凯撒奖上总不厌其烦所重复的那样。对法国电影来说，法庭是灰色地带的炼狱：无法消除模糊性，只能趟入迂回曲折案件的浑水中，在深不可测中跌跌撞撞。因为诉讼对于所有参与者，包括公众在内，都属于一种群体心理治疗的形式；那么，法国电影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间接地面对其困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