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野蛮人入侵》前，先看了导演的采访，颇为震惊——这篇采访透露出她作为一名女导演却异常薄弱的女性意识。不得不承认这极大地影响了观影——在观看过程中反复思考导演的意图，最终导向略为割裂的观感：这部电影选取的文本具有相当完备的女性主义范式，但导演单薄的女性意识似乎有意无意地渗透至影像的把控。这也使作品寓意的呈现浮于浅层，厚度有所不足。
叙事技法方面自然是无可指摘。采用“戏中戏”的结构，“大叙事”和“小叙事”自然衔接又多处互文。摄像机在影像中的直接出现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边界，但仍留有隐性转渡的线索——前半段采取摇晃的手持镜头，似对现实生活的自然记录；而后半段随着“小叙事”的推进，光影和构图渐趋风格化。这种具有张力的结构对于展现多层次的女性视角和丰富的内蕴是有利的，然而导演与她所设置的角色似乎存在共情的缺席，以致一定程度上的流于形式。
注意到的一大问题就是，在这部本应以阿满为绝对主角的电影中，女主角的视点处于极度边缘，深化了她的客体属性。人物视点的转移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镜头外摄像机位置的摆放：导演或是从侧面拍摄，对画面中的人物构成平等的凝视；或是顺着男性角色的视点凝视女主角的种种姿态，且多是被动性的姿态——我们可以看到故事中的男导演与女主在楼梯口交谈时，俯拍构图下前者对后者构成压制性；而突出阿满主体感知的拍摄视角欠缺。这不禁令人疑惑，是否来源于导演的潜意识对拍摄选择的影响。
如果说后半段的“小叙事”呈现的故事中男导演所虚构的女性形象尚且“合理”——由这一段“电影中的电影”，很容易联想到朴赞郁等人镜头下愤怒的“复仇女性”，并非真正的内在野蛮觉醒，那么前半段对阿满现实生活的勾写则引起不解——倘若在此处采取放大主体感受的镜头语言，突出女主角的主体属性，由此引起的不对称就能轻易达成揭示效果；然而导演似乎把摄像机放在了与故事中的男导演“并排”的位置上，以一种共谋的姿态。犹为令人困惑的是对武打训练段落的处理：师傅与阿满对话，同时向她猝不及防发起进攻，这一段与电影寓意强相关——“感受身体”；但导演的拍摄视点完全偏离了主体感受的层面，反而更类似于“身体景观”的建构——屏幕外的我们会由女主被拳头攻击、流出鲜血的景象判断出单一的、模式化的“疼痛感”和“恐惧感”，却无法得到独特的、多层次的情绪传达。阿满在训练时被专业武打人员围攻的镜头也带来些许不适感：全然旁观者姿态的远距离镜头，无配乐——或许导演意在用阿满不受保护的状态与“小叙事”中女主角四周的危机四伏互文，以突出电影和生活的交互，但这种近于哈内克的暴力展示未免太冷酷。
而正如故事中男导演常常流露的冷酷态度——“你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女演员”的诱引，拍摄过程中对待棋子般的摆布，本片导演对自己设置的女主角似乎也颇为冷酷。电影中将僧人的指点作为“感受身体”的这一颇有宗教性的体验的索引，导演却将所设置的女角色的身体几乎完全作为其处境的喻指——我们可以看到阿满以一种近乎木然的姿态接受所有摆布，从开头儿子对她工作的不断打扰，再到武打训练的部分，无不凸显了这种被动的状态。这样的处理更类似于对女主角身体的“挪用”，很难触及其核心与灵魂，从而阻碍了共情——当角色几乎被完全摆放在他者的位置上，关乎身体状态变化的指涉和贯穿影片的主题诠释的企图，以及文本中一些反思意味的闪烁，也就很遗憾地化于无意义中了。根据导演的自述，她和本片女主角似乎有着类似的经历——怀孕后感到“身体是一片废墟”，自己的儿子带来许多烦扰。也就是说这部电影是带有自传色彩的，然而导演和所设置角色却显出共情的欠缺，让人疑问这是否来源于不够坦诚。
当然这部电影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微妙的神秘感，简洁而富有宗教色彩的东南亚配乐，镜头语言干净利落。视听和叙事结构具有足够张力，遗憾的是对故事内核的诠释着实不够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