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九四年一篇早期作品集的序文裡,黃錦樹把小說中的“後設形式”描述為一種如癌細胞般滋生的“再生産的恐怖主義”:它勇悍、野蠻,會難以壓抑地繁殖,“如我家鄉膠園中嗜血的母蚊子”;但它也因此而對尤其是年輕的創作者有緻命的吸引力,”它可以入侵任何文類,探讨任何問題。“

“後設小說”是Metafiction的一種譯法,強調後置反轉指涉作品本身的結構樣态,另一種譯法則更強調Meta-前綴的哲學本體論背景,即“元小說”。

彼時二十七歲的馬華文學“摩羅”已經看到了輕與其中的危險,三十年後的我們如果坦誠些不佯狂吓唬人其實也不難明白,叙事本身并不就是神話,語言的自我解構也不是真如批評家們所說是多新鮮的洞見,“刻意清除自己的世界觀、想法和感性以維持形式的純淨度,結果除了寫出作者的貧乏和愚昧之外,小說中就幾乎一無所有了”。(《夢與豬與黎明》初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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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恒立策劃:抛開書本編輯部

“元電影“當然也是這樣,或許在這裡情況變得更糟糕一點。

電影解構自身靠的不是語言邏輯推演到絕對精神性後的自然坍縮——電影的曆史沒那麼長——而是藝術資本市場和學院論争壓力的催化。

在好萊塢工業或國家機器之外,電影無法形成自己的意識形态,脫離了影視學院體制的概念建構,它隻是傳媒帝國的一部分領土。因此,“元電影”的侵略性比“元小說”更容易顯得虛張聲勢,與其“入侵”,不如說是“搶掠”,往往隻是暴露了作者的貧乏和愚昧,或者還有無望的野心。

畢竟,對“文明人”來說,做“恐怖分子”太難了。

除非,你已經或本來就是一個“野蠻人”,如黃錦樹,而你想做的,也剛好就隻是單純地、勇敢地,暴露自己,如陳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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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的短片《丹絨馬林有棵樹》結尾,拍攝現場的即興機緣讓一句“陳翠梅,其實你懂什麼”成為了全片最後一句台詞。

那時看起來,這似乎隻是短片導演的小聰明,是一個年輕人“我承認我不曾曆盡滄桑”式的自嘲和炫耀,而恐怕連說出這句台詞的張子夫也想不到,當他和“陳翠梅”都步入中年,這句話會像一句真正“話頭禅”的妙語,回蕩在他們合作的第一部長片《野蠻人入侵》殺青後的海浪聲中。

那時,張子夫在海面上“踱步”,在宮本武藏的又一則附會故事中把兩支短棍丢入了海水。“一切都是電影”,所以手中的武器不重要了,或者說,所以他已經不再能揮得動武器,無目的不出棍,師傅說的。

這是影片的開始,也是影片的結尾。“一切都是劍”或許是一句禅語沒錯,但或許更是一句悲歎,後面是深深的疲憊。

如果這則故事真的發生過,那我願意相信武藏在那之後就封劍閉居了。畢竟,如果天地日月都可作劍,劍客怎能不感慨生有涯思無涯,如果自然萬象都是電影,人怎麼敢自居作者,稱“導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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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梅導演在映後說,影片中的另一句妙語“你的靈魂才是身體的牢籠”出自福柯。

我一時想不到法國人具體在哪裡寫過這樣的句子,但的确可以想象他會這麼說。隻不過,“身體不是靈魂的監獄”按福柯的表達習慣,多半不是一句當頭棒喝式的訓誡,不是某種修習的結論,而是對某一曆史時期(15世紀或20世紀?)西歐精神狀況的描述,且帶着一定的辯論術色彩。

實際上,哪怕是被認為近代第一身心二元論者的笛卡爾自己,也并不會認為身與心可以“割裂”,更不會像一些當代的“文化研究”寫手,列出“靈魂即思想,身體即欲望,靈魂是身體牢籠故理性禁锢人欲”的糟糕論證。

我想,就影片來說,這句話的要義在,我們不自由的原因總在此而非彼,我們時而大患在身,時而困頓于心;但我們自由的根本也在此而非彼,誰在拖着屍體行走,是否繼續拖着屍體行走,冷暖輕重自知,也隻有自己能決定,外求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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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才是身體的牢籠”更像是一個敏慧多思的作者如陳翠梅生育歸來的自省。

她說全片自認最有趣的一幕是自己問師傅“什麼是自己”,結果挨了兩記老拳鼻血直流的橋段。大約隻有那些同樣為深思的習慣所苦的觀衆才能完全會心這兩記老拳的幽默所在:原來答案可以這麼簡單,原來好死不死我隻是欠打隻是晚餐吃太飽,原來缃囊章句的确是良藥,隻是缺少一味藥引,缺少真實的痛覺。

痛覺是《野蠻人入侵》身體性的關鍵。

在這個意義上,作者無意讨論生育和女性群體社會資源的關系,稱這部作品為“女性電影”是錯認了。

影片中,生育是身體性重建的開端。從懷孕中“身體好像變成了一個公共領域”,到生産後(強烈的痛覺之後)“整個身體變得很弱”,到“覺得身體是一片廢墟”,再到“通過習武重新打造身體”,到“了解自己身體,掌握自己身體”(南方人物周刊,第762期),半部影片的時間,陳翠梅導演在自己身上再現了這個親曆的過程,用聲畫向觀衆傳遞被側踢撞牆、被打破鼻梁、被劃破手臂以及被摔在地上失去意識等等各種痛感。最後,她意味深長且似曾相識地(記得《無夏之年》嗎)讓自己消失在了海裡,又如擱淺的海龜(當年是人魚)一般被海水沖上一塊全新的海岸,也被推向重生(水的生育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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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覺是故事的開始,一百次側踢後的刺痛引導我們去一點一點辨認自己的調動肌肉的方式,一次皮開肉綻後的愈合過程會讓我們即刻明白哪些地方需要保護、如何保護,而難以忍受的痛苦意味着身份和記憶,意味着最簡單直接的确定性:是我自己,我在這裡,并且我會存在得比痛苦長久一些。投向自我的目光總是帶着對疼痛的期待,求真的知識意志可以讓這種期待實現,生出新的權力譜系。福柯在基督宗教的苦修傳統中辨認出的東西,或許确實可以看作影片的一個注腳。但更重要的是,觀衆感受到的痛覺真正讓“李圓滿”和“陳翠梅”變成了同一個人,“元電影”也在這個過程中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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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格林格拉斯剝奪傑森·伯恩的身份,為的是驚悚政治重重諜影之下的人本主義底色,為的是完成類型片的現實指涉,而陳翠梅把李圓滿的身份洗去,卻“隻是”為了讓《丹絨馬林有棵樹》或《愛情征服一切》的故事再發生一次。

《野蠻人入侵》的身份讨論基礎是情感,隻不過,曾經短片多少有些強說的愁緒和長片裡那聰明但叛逆無情的宿命感都不見了:女人遇到了男人,男人和女人一起去尋找“她是誰”,過程中情愫産生于一次次的身體接觸(女人拍拍男人的手臂示意隻是動作演練),相愛後女人找回了自己的記憶和身份(對不起,我是導演),随後男人(在三十秒内)死去。

整個過程充滿了“元電影”的黑色幽默,但情感張力并沒有因此而減弱。兩者都在謎底揭開那一刻同時達到極緻:鏡頭前的故事或許還要也還能重新開始,但鏡頭後凝望着愛人的李圓滿選擇轉身離開,在海邊取下了假發,變回了陳翠梅。

她一個人赤腳走在林間水上,走到老僧的身邊,在“紅色和藍色藥丸”之間選擇了特别酸的那個,在海浪聲裡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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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蠻人入侵》的确是近年最好的華語片之一。作者作為真正的“野蠻人”暴露所有觀者面前,所以“元電影”成立。“後設”在這裡不是簡單的衍生沖動,而是作者的掙紮不安,是她的困惑焦慮本身。這也許是“元電影”唯一誠實的拍法。

似乎她的不安逐漸被功夫、幽默和話頭禅消解,這令人高興。同時,似乎“作者”這個身份還困惑着她,這應該也是好消息,這意味着陳翠梅還會有下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