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采訪來源于The Match Factory
以下是采訪正文：
記者-Q
維姆·文德斯-WW
Q：《完美的日子》标志着您在數十年後重回日本。您能簡明扼要地告訴我們，這個電影計劃是如何産生的，以及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嗎？
WW：這部電影最初是緣于去年年初我收到的一封意外來信。“您有興趣在東京拍攝一系列虛構短片嗎？可能是4到5部，每部時長大約為15到20分鐘。這些短片都和一項宏大的社會公共項目有關，涉及知名建築師的作品，我們将确保您可以自己開發劇本，并找到最合适的演員。我們保證您将擁有完全的藝術創作自由。” 那聽起來至少是有趣的。多年來，我一直渴望回到日本，對東京感到真正的思鄉之情。
所以我繼續将這封信讀下去：“該項目涉及公共廁所，希望通過一個具體的人物來向大衆表達日本獨特的‘歡迎文化’。”其中，廁所的地位，與我們西方僅僅視其為“衛生”的看法，完全不同。對于我們來說，廁所并不是文化的一部分，相反，它在文化中是缺席的。而在日本，它是意味着甯靜和尊嚴的小聖殿…..
...我喜歡我看到的那些照片，它們拍下了許多建築奇迹。那些建築更像是守護着清潔衛生的寺廟，而不是廁所。我喜歡與之相連的藝術概念。而且我确實很樂意在一個虛構的語境中看到它們。我一直覺得 “場所”在虛構的故事中，比在真實的情況下更受保護。但我并不喜歡拍攝一系列短片的想法。那不是我的表達語言。我回答說，與其拍攝4次、4天，為什麼我們不在這17天内拍攝一部真正的電影呢？拍攝4部短片有什麼意義呢？想象一下，如果有一部長片電影會怎樣！
我得到的回答是：我們喜歡您的想法！但這能行嗎？我回信說：可以！如果我們将故事中的場所減少一些，把主要人物減少到一個。但首先我得親自過去看看。我不能在不了解故事發生地的情況下想象一個故事。而且我現在正在忙于其它的拍攝。我可以在五月為你空出一個星期，然後我們或許能在十月拍攝，屆時我可以從另一部電影的後期制作中抽身，有一段時間空閑（那是《安塞姆·基弗：流年之聲》(Anselm)，其制作已經進入第二年，并已開始在剪輯室剪輯了。所有的拍攝工作都已完成）。
...我最終在五月前往東京，待了十天。我終于有機會見到我夢寐以求的理想主演，役所廣司，他将飾演我筆下的角色（我看了十多部他演的電影，我一直很欽佩他）。我見到了那些場所，它們都位于我喜歡的涉谷區。這些公共廁所實在是太美麗了，幾乎讓人難以置信。但它們并不是這部電影的主題。
隻有當我們成功創造出一個獨特的公廁看護人，一個真實可信的角色，才有可能拍成一部電影。他的故事本身就很重要，隻有當他的生活值得觀看時，他才能推動整部電影，以及那些場所，以及與它們相關的所有理念。比如日本社會對“公共利益”的高度關注，對“城市”和“彼此”互相尊重的情感，使得日本的公共生活與我們（西方）的世界是如此不同。（因此，）我無法獨自創作這個故事。但我發現高崎卓馬(Takuma Takasaki)是一個出色的搭檔兼共同編劇。我們深入挖掘，找到了故事的主人公......
...Q：這部電影以近乎詩意的方式，呈現了一個男人在東京過着樸素但自足的生活，表現出日常之美。
WW：是的，你說的對。但這一切都源于平山。這就是我們給這個在我們内心深處逐漸成形的男人所決定取的名字。我想象了一個曾經過着上流生活，後來卻陷入深淵的男人。然後有一天，當他處于生活的最低谷，他看見陽光奇迹般地照射在他身處的糟糕世界中，形成樹葉的倒影，他蘇醒過來，産生了頓悟。日語中有一個專門的詞來描述這些有時會突然出現的幻影：“木漏れ日”：樹葉在風中起舞，它墜落下來，影子落在你面前的牆上，這一切由宇宙中的一束光——太陽創造。
...平山的日常生活成為我們劇本的支點。這種“一成不變”的日子構成了一個規律的節奏，而其美妙之處在于，你開始注意到那些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每次都在改變的微小事物。事實上，如果你真正學會了完全活在當下，那麼生活也就無所謂固定的模式，隻有一連串的獨特的事件，獨特的相遇和獨特的時刻，它們接連發生，永不停歇。平山帶領我們進入這片幸福與滿足的境界。正如電影透過他的眼睛看世界，我們也用同樣的開放和慷慨心态看待他遇到的所有人：他懶散的同事隆和他的女朋友亞也，一個住在平山每天工作的公園裡的流浪漢，來找他尋求庇護的侄女妮可，平山在假期裡光顧的小餐館的老闆媽媽桑，她的前夫以及許多其他人。
...Q：關于日本及其文化，讓您如此着迷的原因是什麼？而在這部電影中，您認為有哪些日本文化元素占據主導地位？
WW： “服務”一詞在日本與在我們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拍攝結束時，我遇到了一位知名美國攝影師，他無法相信我拍攝了一部講述廁所清潔工的電影。“那就是我的人生故事啊！”他說道。“我年輕時前往日本學習武術，我拜訪的那位著名大師對我說：‘如果你在公共廁所工作半年，每天如此，那麼你可以回來見我。’ 我就這樣做了。我每天早上6點起床去清潔廁所，在東京的貧困區。大師從遠處關注着我，後來便收我為徒。但直到今天，我每年還是會有一周的時間做保潔。”（這位男子現在年逾六旬，從未回到美國）
總之，這隻是一個例子。還有其他一些關于大公司領導的故事，他們隻有先于員工到達工作崗位，并清潔公司的公共廁所後，才能赢得員工的尊重。這不是“低下”的工作。相反，這是一種精神态度，一種平等和謙遜的姿态。
...Q：您和東京以及日本的緣分由來已久，東京本身在《完美的日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為您有機會在這座城市裡通常不允許拍攝的地方進行拍攝。在東京拍電影的體驗是怎樣的？自從《尋找小津》(Tokyo-Ga)之後，東京這座城市有了什麼樣的變化？
...WW：我第一次在東京閑逛，并迷失在其中時，就愛上了這座城市。那已經是在七十年代末了，是一個充滿驚奇的年代。我會在城市中漫步數小時，完全不知道自己身處何處，然後隻要搭上任意一列地鐵，就能回到酒店。
每天我都會去不同的區域。我對這座城市看似混亂的結構感到驚訝。你會看到古老的木制房屋旁矗立着摩天大樓，這些房屋坐落在繁忙的十字路口邊上；當你在充滿科幻風的雙層或三層高的立交橋下行走，然後你會發現甯靜的住宅區和迷宮般的小街道就在旁邊。我在東京見到的所有充滿未來感的事物，都使我深深着迷。當時，我一直認為美國是迎接未來的地方。而在日本，我找到了另一種未來的版本，一種非常适合我的版本。
...當然，我還通過小津安二郎的電影得到了啟發（他仍然是我的導師，盡管在成為一名年輕的電影制作人，并已有數部影片問世後，我才得以看到他的作品）。他幾乎以一種科學儀器般精确細緻的方式，向我們叙述了從20世紀二十年代直到他去世前的六十年代初期，一直處于變化中的日本文化。我在1982年拍攝了《尋找小津》，追随着他的足迹，試圖看看自他二十年前最後一次拍攝東京以來，這座城市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Q：您總是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将音樂融入電影，并以此聞名。在《完美的日子》中，您提出了一個非常獨特的音樂概念。
WW：為簡單的日常生活構思一篇“配樂”似乎有些不妥。但平山聆聽的是他那些六十至八十年代的音樂磁帶，他的音樂品味為我們呈現了他生活的原聲。地下絲絨樂隊(The Velvet Underground)、奧蒂斯·雷丁(Otis Redding)、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奇想樂隊(The Kinks)或盧·裡德，還有其他一些，甚至包括那個時期的日本音樂。
Q：您将這部電影獻給大師小津。他的作品中有哪些元素對您影響最為深刻？
WW：主要是彌漫在他電影中的那種感覺，即每件事物和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每一刻都隻會發生一次，日常故事是唯一永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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