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2月9日公布提名名單，繼早前榮獲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佳導演」和「最佳男演員」兩大獎項之後，由新晉導演林森執導的《窄路微塵》再獲包括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編劇在内共10項提名。
對于資金和人力并不充裕的《窄路微塵》來說，如此亮眼的成績正正說明了不少觀衆、影評人甚或香港電影工業都能從這部以隔離時期清潔工為主的社會議題電影中得到對疫下揾食艱難「感同身受」的強烈共鳴。
《窄路微塵》是林森首部個人長片作品，基層出身的他在短片時期已經拍攝過很多毫不起眼的底層小人物，如紀錄保留皇後碼頭抗争的《人在皇後》；活化工廈政策下少女堅持夢想的《綠洲》；圍繞茶餐廳老闆、侍應和警察的《仇》。
2017年，林森自香港演藝學院導演系畢業後，參加了首屆「mm2新晉導演計劃」，如願得到執導第一部電影的機會。一開始撰寫劇本大綱時，林森和合作多年的夥伴編劇鐘柱峰已經敲定要說一個關于清潔工的故事，暫名為《窄哥》。
直到2020年因應疫情變化，遂修改為現時《窄路微塵》的劇本。故事圍繞獨自經營清潔公司的窄哥（張繼聰）與單身媽媽Candy （袁澧林）的相知相遇，刻畫出小人物如何在疫症爆發、社會蕭條的時代困境掙紮求存。
《窄路微塵》擁有一種與「偵探電影」相近的特質，當然電影並沒有任何懸疑、兇殺暴力、奇情等刺激性劇情，而是指主人公都對需要與各類物件打交道的「工作」有種異乎尋常的專注，這在香港電影近幾年反映社會底層人文關懷的影視作品裡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男主角窄哥在疫情期間經營一家小型清潔公司，專門為公衆場所和私人物業提供消毒打掃服務。影片一開場，隻見全副裝備的窄哥獨自一人在深夜已關門的餐廳裡噴灑消毒藥水、擦拭門窗和桌椅，昏黃的燈光、煙霧彌漫的慢鏡頭，搭配悠揚的音樂，隻在電影裡呈現和感受的浪漫感油然而生。
與一般人對疫情之下做清潔很吃香的看法截然不同，窄哥雖然工作量增加，但實際利潤不高，公司在倒閉邊緣苦苦掙紮。盡管生活艱難，窄哥對清潔工作仍然抱以極其認真細緻的态度，有時甚至超越了純粹賺錢維持生計的程度。
疫情肆虐久未消散，香港過去自由流動的人際關系因為一系列嚴格的防疫政策和措施而變得疏遠與僵化。人們被迫佩戴口罩交流，保持一定社交距離，出門常備酒精搓手液，借助電腦、平闆和手機等通訊設備的線上工作與學習取代了有着傳播病毒風險的面對面交談。大量無生命的物件占據了人與人之間這段因疫症被迫延長的「距離／鴻溝」。
如果說偵探在觸摸、端詳證物的過程中反複推理（或被之誤導幹擾），追查案件的真相，那麼窄哥則是透過專注于清潔工作，透過仔細使用、反覆擦拭、整理手上及眼前的不同物件，在嚴重缺乏人際交流的情況下，逐漸建立起對百業蕭條的疫下香港的認知和感受，并在其中探尋和調整屬于自己人生的路向。
因此，工作實則是人物為了回應荒涼慘淡的世道與生離死别，以及對疫情不知何時結束的恐懼而必須采取的「行動」（之一）。電影中有一場戲是鏡頭從清潔車内呈現昔日人山人海，但在隔離期間相當冷清的街道，許多店鋪入不敷出，最後無奈倒閉。
而與市面一片停滞、無事可做的社會環境形成強烈反差的是，人物們為謀生計四處奔波，不停找工作、坐車往返不同地點開工，經由持續不斷的行動一步步積累建構起來的，川流不息的生命能量。
性格活潑的單親媽媽Candy有着與基層身份不搭調的閃亮日系打扮，獨力撫養七歲的女兒細朱（董安娜），經濟拮據，應征當窄哥公司的兼職清潔工，難得獲得工作機會，雖然她很勤奮，卻因為一次手腳不幹淨被窄哥斥責「世界很糟糕，也不等于要做壞人」（個世界閪，唔等於要做閪人）。
盡管如此，導演林森并沒有搬出最嚴厲的道德規範批判或否定Candy的偷竊習慣，因為不同于老實巴交的窄哥通過勤勞工作摸索克服逆境的方向，靈活變通的Candy自有她應對困難的一套獨特方法，行動不應分好壞。于是我們能看到Candy以各種投機取巧的方式賺取生活費，例如在網上兜售假的有味内褲。
林森嘗試引起我們思考的是，Candy為什麼會這樣做，正如他接受專訪時表示，「是誰令她走到這一步的，她是否真的有選擇呢？」戲中Candy家裡口罩緊缺，但又買不起炒價口罩，為了女兒的健康着想，迫于無奈才在客人堆積如山的存貨裡偷了兩盒。
窄哥看見路上的一對爸媽見孩子口罩掉地上髒了随即扔掉換新的，這才理解Candy迫不得已的行為：對比别人家不愁吃穿的物質富裕，手頭拮據的Candy卻仍要為兩盒口罩絞盡腦汁（導演用另一個鏡頭告訴我們，窄哥的母親同樣因為貧窮隻能使用被反複晾曬和蒸過的口罩），偷竊／欺騙是她在杯水車薪的清潔工作之外，想在經濟不景氣的疫下香港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做出的選擇（行動）。
《窄路微塵》對清潔工作進行了認真細緻的描繪，林森團隊事前做了不少資料搜集，從清潔工的技術、器材、術語，到實際工作時的步驟細則等生存狀态都有深入了解。他們發現很多小型清潔公司都會因應工作規模再請兼職，不少清潔用品也會（像戲中那樣）放在辦公室。
在年齡方面，與印象中隻有老年人才會幹清潔不同，很多身壯力健的年輕人也不怕辛苦肯入行。其間他們發現了一間清潔公司的老闆「是四五十歲的男人，請了一位女士合夥，女士又會在辦公室煮飯給男士，女士又會自發接order外出工作。」林森和編劇覺得挺有趣，便成為戲中窄哥和Candy的雛形。
正因為事先進行了詳盡周密的資料搜集，導演和編劇對戲中角色的塑造才能如此準确和貼地。窄哥和Candy一絲不苟地做着消毒清潔，通過對工作、對行動的全身心投入，抵抗疫情時代的停頓與虛無狀态。
人物置于畫面顯眼處的「動能」，與環境／世界的「靜态」之間深藏不露的影像張力，貫通了人物與環境、與世界的聯系，形式上不再受制于單一封閉的情境，令電影擁有相對豐富的層次感。
而在窄哥和Candy清理離世獨居老人房間一幕裡，電影将疫下普通人掙紮求存的複雜情緒和心理濃縮為一張殘留着屍體腐臭的床單：不斷的工作／行動不單單是讓人物在陷入全面停滞的疫下确立存在之意義，更是在對抗随時來襲的死亡焦慮。
此外，窄哥面對母親的驟然離世，縱使遺憾與她相處的時間不夠多，但正如窄哥的做人原則「弄髒了便需要清潔」，勤勤懇懇地工作是他平複悲傷的最佳途徑。
林森在戲中以不故作煽情、溫柔細膩的筆觸展現了社會底層的灰色地帶、貧富懸殊的殘酷現實，也相信世間有童話、好人好事。他創作了一個疫境下小人物相互扶持的感人故事。
盡管窄哥多次被Candy拖累，最後一次更是因為Candy背地裡使用不合規格的清潔劑，間接令窄哥公司倒閉和惹上官非，但窄哥仍然選擇原諒她。林森曾在接受訪問時表示，窄哥的角色設定是小時候喜歡看日漫，是有着童真世界觀的好人。
窄哥的「聖人」性格也被不少觀衆質疑不夠真實，林森則承認不想将主角描繪得太慘，讓醜惡的事留在現實，「起碼有一些歡樂的生活，人與人之間的關顧，或者純粹互相扶大家一把，起碼在風急浪高的時間下，都有嘢可以依靠」。
戲中人物遭遇的困境與挫折相信是基于現實，而以不那麼悲慘，甚或帶點樂觀的方式描寫他們在疫情下艱苦的生活，相互關心支持，無疑屬于導演個人的選擇。
林森不像肯洛奇那樣為控訴社會制度的荒謬，毫不留情地刻畫小人物的貧窮和絕路，亦不似李駿碩在《濁水漂流》裡表達出對社會不公義的熊熊怒火。導演的善良讓他鏡頭裡的人物在面對困境時始終抱着「生活再怎麼不堪，也得懷着積極正面的心境堅持下去」的信念，本來無可厚非。
但當公司因負債累累而倒閉，窄哥隻能忍痛放棄堅持許久的清潔工作，從持續的運動狀态停頓下來（與周遭環境同頻率）的人物們卻仿佛集體患上了道德潔癖。
電影前半段在對社會陰暗一面、道德困境的如實呈現，與逆境中流露的人性微光之間努力維持的微妙平衡，卻在後半部分被導演想要為人物行為「糾錯」的意圖給破壞了。
雖然可以理解林森堅持人心向善的創作理念，但當窄哥在網吧重遇正在打工的Candy，卻差點因為客人的龌蹉舉動而大打出手，窄哥本意善良的行為難道就不會連累Candy丢掉工作嗎？
而且，由于導演為窄哥安排的人設是絕世好男人，是往昔粵語長片裡吳楚帆「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于現代語境的重新演繹，幾乎沒有任何道德污點；為生活不惜偷竊取巧的Candy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不潔之人，是亟需被窄哥的言傳身教所「救贖」（教化）的被動角色。
故此，我們在戲中最常聽到的就是Candy不斷向窄哥說「對不起」，窄哥總是以寬容的心态一次次原諒Candy犯下的過錯。這種不平等的關系在前半段仍能透過人物對工作／行動的專注予以消解與抑制，然而在失去了清潔工作代表的「動能」之後，導演給閑下來的窄哥安排的任務就是糾正Candy和她女兒的錯誤。兩人的誤會到最後終歸是要解開的，需要承擔責任的從頭到尾都隻是Candy一方。
過分「幹淨」的畫面，以及為了讓男女主角冰釋前嫌、表達中心思想（成為能看見彼此的微塵）而稍顯生硬，不夠自然的劇情和台詞設置極大影響了我對電影後半部分的觀感。
幸好最後一鏡，雖然已經離開清潔行業，成為走走停停的休閑保安，但窄哥仍然「路見不平」，獨自一人做着不屬于工作範圍的事情：拿着拖把清理地上污迹，重新燃起對清潔工作／行動的熱情與專注，藉由與物件的接觸，再次去認識、探索這個世界，與電影開場構成巧妙呼應。
誠然，經曆疫情肆虐、移民潮等陣痛過後的新香港或許再也不需要兢兢業業的清潔工去清理這幾年甚至更長時期殘留的屍骸與污迹，這些人在新香港「安居樂業」的社會環境下隻需要做負責維持秩序的商場保安，或者是跟客人說謝謝的奶茶妹。
與此同時，又總是有些像窄哥那樣的人，多年如一日秉持着「專業主義」的人生信條，哪裡髒了就該去清理。
林森導演以窄哥微塵般的善意、窄哥和Candy的相知相伴（卻沒有流于庸俗愛情），不緊不慢地述說着殘酷肮髒的現實生活背後那些看不見的，或早就被人遺忘、抛棄的「善良」與「真誠」，在如今普遍心态煩躁，容易憤怒的香港社會尤為難得，令人肅然起敬。
本文首發于「虹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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