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是等候英女皇發落，後來是等候董建華發落。他們像被懸在半空中的人，腳下是深淵，頭頂沒有天花闆，連時間都失去了刻度。不确定的懲罰，比确定的懲罰更具摧毀性的心理折磨。他們不知道要關多久，便無法規劃哪怕最小的一步未來，這種無限期的等待判決，足以讓一個少年犯的精神地基徹底崩塌。

片中有個犯人說：我甯願香港跟大陸一樣，一槍打死我算了。這不僅是司法焦慮，也是一個時代的焦慮，所有人都在等一個未知的判決，等一種不确定的未來。法律銜接的問題挂在嘴邊，心裡真正怕的是，換了一個天，會不會連死法都換了？他們知道内地有死刑，而香港在1993年就已經廢除了死刑。

少年犯和女孩之間一次沒握成的手，比邱禮濤後來電影裡直白的撫摸都要有力得多。銘仔在監獄裡看到一座山，他問女孩：山的那邊是什麼？回歸之後是什麼？女孩替他去看，回來告訴他：山的後面是水塘，是美好的新世界。但銘仔最終沒有走到那個新世界，他自殺了。如果電影在此處結束，會更有力。（勒脖子場景在《我們不是什麼》也有出現）。但導演留下了希望，因為現實本身就包含着希望。

那麼，幫助少年犯的女孩，憑什麼去共情一個輪奸犯、殺人犯，盡管他是被教唆犯罪的未成年人？《非窮盡列舉》共情強奸犯兒子的母親差點被開除女籍，但編劇給了女孩一個背景：她曾經推表姨媽出馬路撞車，隻是沒受到懲罰。有一場戲叙事效率極高，她差點被車撞到，迎面過來是表姨丈推着坐輪椅的表姨媽，罪與罰在同一個時空出現。她是一個沒有案底的有罪之人，幫助少年犯，也是她的贖罪之路。


電影沒有回避受害者的慘狀，也沒有回避女孩的震驚和矛盾。導演讓她同情少年犯，又讓她不斷質疑這種同情。片中還有一個細節：殺人犯的家屬在外面表現得極度厭惡罪犯，這是因為她怕大家知道她有坐牢的家人，這跟深櫃的心理結構如出一轍。人性本來就是矛盾的，而邱禮濤允許這種矛盾存在。這種“共情與厭惡的撕扯”，恰恰是最真實的人性：沒有純粹的惡人，也沒有純粹的聖人。

受害者家屬寫了一封信給特首，為兇手求情。他們學會了寬恕，女孩也去寬恕了母親，母女重逢的那一刻，聖歌響起。開頭董建華說，有宗教信仰比較好。看到這裡才明白那句話的意思，人在最絕望的時候，需要一種超越複仇的邏輯，才能把自己從恨裡打撈出來。寬恕不是軟弱，而是一種最高級的認知重構：受害者家屬打破了以牙還牙的原始回路，選擇了一條更艱難的路。當然，大部分人都做不到。

記者問議員：“這些問題青少年值得幫嗎？”議員回答：“問題青少年是問題社會的産物。我們不是在做清潔，不是說把認為是垃圾的人掃掉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問題出現在土壤上，這才是根本問題。”23個少年犯，是殖民地法律制造出來的。他們不是天生的魔鬼，是被一套舊制度、一種舊焦慮、一個舊時代推到了牆角的人。每個少年犯的背後，都站着一個失敗的生态系統。家庭、學校、社區、法律，任何一個環節出了裂縫，孩子就會掉進去。

片中有個父親打孩子，女孩對他說：“你現在打兒子，他将來要坐牢的。”這句話突然讓我想起那些開車帶孩子到深圳、打完再回香港的笑話，忽然就笑不出來了。暴力是一種代際遺傳，你不去打斷它，它就會一直傳下去。議員自己回家看到孩子撒謊，也動了手。打完就後悔了，但後悔有什麼用？他自己每天接觸少年犯，知道縱容和嚴管之間的平衡有多難拿捏，可到了自己身上，照樣失控。這就是做父母最殘酷的地方：你明明知道所有道理，卻還是可能成為孩子問題的根源。

編劇楊漪珊讀社會學出身，她筆下的女性心理動機，比《我們不是什麼》中的角色更立得住腳。片尾響起Beyond的《我是憤怒》，這首歌其實也适合《我們不是什麼》，看得出《再見UFO》有多處借鑒此片的地方。憤怒是少年犯的底色，也是這個時代的底色。但電影最後留下的不是憤怒，而是山後面那片水塘，是女孩和母親的和解，是受害者家屬的求情信，是那個出獄後讀書、結婚、過上“上道的日子”的原型人物。

那個少年，願望自始至終隻有一個——找到媽媽。無論社會怎麼判他，他心裡最想的，還是回到最初那個懷抱。

山的那邊，到底是新世界，還是另一座監獄？也許山還是那座山，可如果沒有人轉身過去，把困在山裡的人拉出來，新世界就永遠隻在水塘的倒影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