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有一种树，根有两副：一副扎进泥土，一副垂自天空。气根从天而降，落地便成了支柱。它叫榕树，也叫千根树。倘若你要为它画一张FamilyTree，万千条根纵横交错，怕是一辈子也理不清头绪。

雪美莲也没能看完父母留下的数十本日记和堆积如山的家庭影像。不是不能，是不必，她还有自己的人生要过。但她给自己取的名字，倒颇有几分榕树的意趣：雪从天上来，莲从泥里生。天上地下，自成一派。我们每个人，不正是被无数条看不见的根系喂养而成的吗？那些根有些来自故土，有些来自他乡，有些来自父母编织的故事，有些来自自己后来的行走。我们无暇一一刨根问底，我们要的，是带着所有根须，自由地望向未来。

「我们带着种种奇怪的东西前行。我们带着白天来到黑夜，带着东方来到西方，带着自己来到他人。」

——也斯

雪美莲首先是一位剪辑师，剪辑师的眼睛，对真假有着职业性的敏感。她不喜欢父亲拍下的那些家庭录像：彩排过的微笑，剪辑过的团圆，伪装过的幸福。于是她拿起影像的剪刀，以一种近乎睥睨的姿态，剪碎了父亲精心编织的谎言。她替母亲夺回叙事权，语气里带着怒其不争的急切，心底却是痛惜。痛惜一个女人被家庭裹挟，将满腹文学才华慢慢消磨殆尽。而今天，她自己又以文学的姿态，重述了这部家族史。

她姓陈，陈是陈旧，是陈述，也是展示。可映后她说，最难的是暴露自己，于是便有了这部隐迹之书。我常在一些纪录片的过度袒露中感到不安，仿佛自己正在参与一场影像的暴力。后来我想，叙事权不一定非要摊开黑暗，它同样包含隐藏的权利。根在天上，根在地下，盘根错节也好，错综复杂也好，重要的是，这些根能不能滋养你，能不能让你长成自己。纪录片不一定要回答问题，带来更多问题，本身也是答案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几乎是一场家族史叙事的革命。

她的旁白尤其有意思：说到中国人，就用国语；说到法国人，就用法语；说到香港人，就说粤语；说到英国人，就说英语。这不是技巧，是一种高度包容他人、也极度忠于自己的叙事姿态。她说自己失去了用母语书写的能力，但生命用另一种语言补偿了她——电影语言。她是一个在语言上自由、在身份上自由、在叙事上也自由的人。她对Stephen这个姓氏的回归，从来不是执念，只是缘分的小插曲。

寻根未必是血缘主义，有时候认亲不需要那么多DNA测试和一沓沓契约文书。你只要看着南京的五叔和父亲那张一模一样的脸，再看他们如出一辙的端摄影机的姿势，一切尽在不言中。有时候，天上的根（脸庞），比地上的根更容易辨认。

看的时候，我想起另一部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为了活命，为了工作，不得不一次次换掉自己的名字。身份也好，名字也好，国籍也好，说到底只是一种生存策略。雪美莲的父母四手联弹，编造了一个关于澳洲原住民与华人血脉的家族神话，在那个势利动乱的年代，同样是一种生存策略。

但雪美莲不需要家族神话，作为一个国际女性电影人，她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她说，自己借他人的故事（剪辑别人的电影），来舒展自己的神话。她也坦承，Mary Stephen这个名字在国外工作时确实更容易一些，更少歧视，就像我们工作时用英文名一样，上网的时候用网名，这不是背叛，只是一种关系边界。

榕树的生存策略是：上面的根垂下来，扎进土里变成地下的根。终有一天，你分不清到底是哪一条根造就了今天的你，但你已不在乎了，重要的是你本身。生命的过程不在于寻根，而在于参与——真正地、亲身地去经历。

根在天上，根在地下，哪一条都算数，哪一条都不算全部。

这才是真正的“重写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