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KIFF，《寂靜的朋友》是最炙手可熱的影片，出于媒體嘉賓的優勢，走進影院觀看《寂靜的朋友》時，并未等候太久，原本是奔着梁朝偉去的，但在漫長的150分鐘後，當銀幕暗下，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卻不是任何一張人類的臉，而是那棵在德國馬爾堡植物園裡、靜默伫立了近兩個世紀的銀杏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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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的最高形式，是讓工具成為身體的延伸，讓目光成為溫柔的觸摸。在這個階段，大自然是女性（尤其是被壓迫者）确立自我主體性的媒介。植物不問出身與性别，它們以一種絕對包容的靜谧，接納了Grete的恐慌與野心。通過與自然的平視和對話，她順利完成了自我身份的重構與女性意識的覺醒。

1972年的色彩是暖黃色的，像是一張老舊的明信片，帶着青春的懵懂和荷爾蒙的躁動。Hannes與Gundula的出現，将電影引向了情感的複蘇。

如果說Grete是主動出擊的女性主義戰士，那麼Hannes則是被動卷入的溺入愛河者。起初，他對植物是冷漠的，甚至是麻木的。這是一種更為普遍的現代病——我們對身邊的周遭視而不見。但茵葉蒂在這裡設置了一個極其溫柔的陷阱：愛。

因為愛上了Gundula，因為想要觸碰Gundula的世界，Hannes才開始觸碰那盆天竺葵。在這個過程裡面，他不再是那個隻知道歌德和口号的空心人，他變成了一個能感受到“水在莖管中上升”的詩人。這是一種祛魅後的“複魅”——不是回到愚昧的迷戀，而是回到一種精微的、具體的、有溫度的知覺。

愛往往是狹隘的，但愛具有傳導性。當你愛一個人，你就會開始愛她所愛的一切，當你開始照顧一朵花，你就開始學會了照顧他者。爛俗到家的“愛人如養花”，在此刻卻是淋漓盡緻的表達。

在2020年，作為數字時代的堂吉诃德，神經科學家Tony Wang帶着最精密的神經學設備闖入植物園，向着銀杏樹這個巨人發起沖鋒，試圖用二進制代碼破譯銀杏的“思想”，卻反被銀杏樹降維打擊。這是全片最痛苦，也最幽默的部分：人類試圖用“尺子”去測量“大海”的深度。他的失敗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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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後，我站在街角，看着大劇院門口的大榕樹，縱橫交錯的氣根讓我想起電影一個鏡頭：林啟明将錄音設備埋入樹根，采集地下菌絲網絡的電信号。

那些曾被我們視為“低級生物”的真菌，正在地下編織着覆蓋整個大陸的神經網絡——原來地球早有自己的互聯網，而我們是學習者與後來者。

我們曾是森林的孩子，我們都是那棵銀杏樹上的葉子，有的生在1908，有的生在1972，有的生在2020。

我們顔色不同，形狀各異，終将凋零。但在這一刻，我們共享着同一根樹幹，同一份汁液，同一個寂靜的靈魂，而所有的永恒，終将指向同一片根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