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A24發行的浪漫劇情電影The Drama于3月17日在洛杉矶DGA Theatre Complex首映，随即于4月3日在各大院線廣泛上映。

目前爛番茄指數高達77%。

本片講述了一對甜蜜的情侶Charlie（羅伯特·帕丁森飾）和Emma（贊達亞飾），卻在婚禮即将到來的那周，通過密友間的酒桌真心話偶然發現了Emma“爆炸性”的過往秘密，從而引發更多抓馬的到來的故事。

影片上映一周後，網絡以及雜志評論紛紛圍繞劇情反轉設計和涉及話題的敏感程度進行了讨論。

本篇文章将圍繞電影主題展開分析，結合心理學概念來理解這部影片想要探讨的問題和傳達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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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ama》劇照

最先做出反應的是Emma當時的好友Rachel（阿拉娜·哈伊姆飾）。她所呈現的狀态是最為直觀和激進的。在她“愈演愈烈”的連鎖反應裡，身份是她的抵制武器。作為槍擊事件而半身終身殘疾的堂妹的家人，她自然地打出了這張“優勢牌”。

從對Emma想法真實性的懷疑，到對峙，再到對本人的否定，Rachel的反應，她堅信正确的站位和有力的話語權，展現了受害者文化在個人層面的影響。因為看見了親人的傷疤，所以能夠通過親密的關系繼承她的痛苦，從而放大受害者的身份，無法脫離其中去面對好友的整體，昔日的密友從此刻開始隻是潛在的殺人犯。

在Rachel的語境裡，受害者最大，友誼的衡量被放置在道德的天平上。這種效應是不可商議的。她對Emma的忽略，在婚禮上含沙射影的緻詞，是在轉移傷害。即使對方沒有做出任何實際上的暴力行為，她依舊需要為自己擁有這樣陰暗的想法而受到懲罰。

這是一種精神性的定罪，她确保了隻有“罪人”會感受到自我的罪惡并為她迷惑性的行為煩惱。或許正是因為Emma沒有實施暴力，所以Rachel運用了相同的方式，讓自己的在場成為威脅，讓道德立場和精神壓迫成為新的暴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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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ama》劇照

隐形的旁觀者

圍繞着這場抓馬發展的除去表态者還有隐形的旁觀者，其中包括四人酒桌上的最後一人，Mike（馬莫多·阿西飾）和Emma的父親Roger（戴蒙·蓋普頓飾）。前者的不做表态和後者在婚禮緻詞中暴露的對孩童安全教育的缺失（Roger對着Emma說自己的槍械“神秘失蹤”了一段時間）推波助瀾了事态的嚴重性。他們看似隐秘的不在場，也是一種态度的表達。于是抓馬形成後，我們看見了四種人：

偏激的行動派，綿裡藏針的委婉派，不動聲色的旁觀者和失職的教育者。

雖然他們沒有直接參與事件本身的形成過程，但都疏忽又或是逃避了規避事件戲劇化的機會，間接導緻或者縱容了事件進一步戲劇性的擴散。抓馬也就從事件本身，變成了一種現象，一種衆說紛纭的形态。

在Emma的回憶獨白裡，她提到中學時代自己迷戀上槍械一方面是因為現實中被校園霸淩的經曆，一方面也是互聯網傳遞的一種“暴力美學”。在她的自述中，能捕捉到的一種理解方式，是同齡人陪伴的缺失和校園霸淩中權力的濫用讓Emma将權力和人際關系綁定在了一起。

槍械對于她而言，是一位擁有權力的夥伴。在抓握它的那些時候，它帶給了她陪伴和力量。而當她被同齡人邀請參加反暴力運動并被選作宣講者後，她獲得了同伴和相應的支持，權力也就不再作為獲得陪伴的條件與其綁定，後來駭人聽聞的内心躁動也沉入泥潭。

但即使是在他人不了解這些内情的狀态下，暴力這兩個字眼依舊搶奪了所有的話語權。它充滿危險的本質，具備造成毀滅性傷害的潛質，早已被大大小小的事件和新聞報道定義成禁止的想象，成為衡量人性的标準。

《The Drama》劇照

何為“暴力”

但何等程度的暴力才是暴力？我們又該如何看待暴力？

這是電影抛給觀衆的問題。它沒有給出任何答案，隻是呈現了一個湧動的，不安的，應激的，分裂的現象。這是A24當下給出的對暴力的理解。每個人都可能同時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

正如真心話中其他人透露的事件一樣，Rachel也曾将鄰居家發育慢的小孩鎖在森林裡廢棄的櫃子中；Charlie也曾網絡暴力過同學，疑似導緻後者搬家；Mike為了保護自己不被狗咬，将女友作為擋箭牌。

暴力可以是隐性發展的，它們有着各自的程度，在流動的社會交往裡，人們都相對被不同的暴力影響。它不再停留在扣動的扳機上，而是能夠寄生于人們對于暴力的自我定義和主觀臆想中。

The Drama通過呈現帶着不同身份的人對一樁具有暴力性和時效性的事件作出的反應，以及他們的表現對正在發生的，本未被牽連的新事件帶來的雪球效應賦予了抓馬大衆的定義，它是大衆的産物也是大衆的一面鏡子。

鏡子讓我們看到當下暴力的效應，它的威懾力和在無意識中不斷占有它的，不穩定的主體，同時鏡面映照的能力，也會沾染上暴力的特性，讓鏡子成為一種暴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