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于MovieMonthly

拉杜·裘德：感謝邀請。首先，我很高興能來到這裡，因為我覺得“導演雙周”單元代表了我想要創作的那類電影，也代表了我所欣賞的電影理念，那種我在作品中試圖追求的自由。同時，我的很多朋友也在觀衆席中，因此我要特别感謝這個機會。

主持人：繼法國導演雷諾阿（Renoir）、西班牙導演布努埃爾（Bunuel）、法國導演雅克（Jacquot）等多位前輩之後，您為米拉博（Mirabeau）的小說帶來了一次新的改編，或者說新的演繹。能否談談這個想法是如何誕生的？

拉杜·裘德：與其簡單稱之為“改編”，我更願意視之為一場對話。盡管我的影片脫胎于米拉博的小說，但我希望讓它與原著産生碰撞，從而嘗試講述一個略有不同的故事。我是一位羅馬尼亞導演，卻在法國拍片，這部影片正處在某種“之間”（in-between）的狀态——介于小說與電影之間，介于羅馬尼亞與法國之間。我試圖尋找不同的方式，在電影、文學與戲劇之間，在不同類型的影像之間創造回響，同時也營造一種對話感。我本人非常喜歡這部小說。在改編過程中，許多場景都讓我覺得極富趣味，甚至讓我覺得它們本身就足以構成一部很有意思的戲劇。

主持人：您許多作品都具有紀錄片的維度，本片也不例外。比如在母女視頻通話的那場戲中，您是否在有意對比法國西南部富裕城市波爾多（Bordeaux）與羅馬尼亞貧窮鄉村之間的差異？為什麼要在兩個地區之間建立這種對話？

拉杜·裘德：首先，我希望拓展開一種更宏觀的诠釋方式，讓觀衆感受到：這就是法國，這就是羅馬尼亞。但實際上，這個故事講述的是一個來自羅馬尼亞某個特定地區的女性，最終來到了波爾多。我認為這恰恰呼應了小說中已有的叙事線索。因此我盡量追求具體而精确的表達，因為我相信故事的力量正來自于這種地方性的細節之中。所以我需要一種“現成”（ready-made）的維度，既使用米拉博小說中已有的素材，也在現成的城市中實景拍攝。包括我的演員們，像文森特·馬凱涅（Vincent Macaige）和梅蘭妮·蒂埃裡（Melanie Thierry），他們不僅是優秀的演員，在法國也因常出演某類角色而為觀衆所熟知。我同樣利用了這一點，因為借助他們身上已有的形象，對我而言是更有效的方式。此外，我認為剪輯在這部影片的創作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是一部在剪輯上承襲愛森斯坦理論的電影：當我們将異質的素材并置在一起時，僅憑這種并置本身就能創造出更深層的意義。

主持人：您提到戲劇是這個項目的核心。在這部對米拉博的重新演繹中，影片中那種受虐性的性維度似乎正是嵌入在那些戲劇化的場景之中的。您是如何決定以這種方式構建和設計影片的？

拉杜·裘德：這很難說，因為整個過程非常直覺性。我想這更多是一種對不同可能性與假設的探索，讓每一場戲都有可能打開一個全新的故事。在閱讀小說時，我覺得它的情感沖擊非常強烈，有時甚至到了極端的程度，但它最終與許多羅馬尼亞人的故事産生了共鳴。我國有25%的人口離開了故土，前往西班牙、德國、意大利甚至法國務工，因此我們身邊充斥着這些人的故事，這打開了巨大的叙事潛能。而這一切僅發生在過去二十年間。一方面，這挽救了我們的經濟；另一方面，它也制造了大量可怕的悲劇。所以我希望設計一個新的故事，關于一種“溫和的剝削”，關于西方世界如何以一種柔和的方式剝削羅馬尼亞。我覺得這些觀念在米拉博的原著中已經存在，因此我希望與它站在一起，用同樣優雅而溫和的方式去觸及這些議題。于是，影片表面上似乎關乎這些人的善意，但其内在結構卻充滿了問題，溫情之下真正的故事核心是緊張的。我認為正是在柔和與張力之間，在被掩蔽的狀态之下，悲劇才真正發生，而它主要發生在羅馬尼亞。

觀衆提問：片中女主角吉安娜（Gianina）有時似乎和雇主家庭相處得不錯，甚至很開心，但有時我們又不确定她到底有多少是在表演。她可以從辱罵瞬間切換成極度友善的面孔。這其中有多少是真實的自我？

拉杜·裘德：我對這個主題做了大量研究，也認識一些有過類似經曆的人。我認為這恰恰說明了這類關系的複雜性，有時一切順利，有時你會感到極度挫敗，而這兩種感受可以同時并存。我覺得主角恰恰表達了這一點：有時她極其感激，有時她充滿挫折感，有時她的行為甚至是虛僞的。這部電影本身也觸及了戲劇維度，那種來自戲劇的真實感。所以我不能簡單地說每一場戲都表達了一個固定的觀念，對我來說，它更像是一種混合體。有一位觀衆在第一次看完這部電影後對我說：吉安娜講述自己遭受虐待的那場戲令人難以置信，但它又很真實。我們不知道她是否在撒謊，是否在誇大，她的叙述是否準确。但對我來說，那本身就是她的一部分，也是她呈現自我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