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墜落的審判》大陸上映。影片全球累計票房已經接近3500萬美元，内地首日有望逼近300萬人民币，平台給出的預計票房在3000萬上下。
當然，對一部獲得戛納電影節肯定的法國劇情片來說，國内的票房成績甚至口碑發酵都不太難預期。我們會開始談論影片的議題、優秀的懸疑情節劇沖突和工業制作水準，也當然會再一次感慨歐洲評論風向的轉變，即使這轉變已經持續了很多年。
這篇文章來自法國知名評論網站“Critikat”的主編Josué Morel。Morel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為什麼近年來法國電影耗費如此多的時間關注在法庭上?”
我們将法語原文翻譯分享給大家，歡迎讨論。
文：JosuéMorel
翻譯：陳磕碜（Chen Xiaoheng）
責編：恒立
在上屆戛納電影節期間，我們曾在專欄中對導演朱斯蒂娜·特裡耶（Justine Triet）的影片品質表示肯定，雖然并不完全确信。
這種感覺一直沒有變化，但金棕榈獎使狀況發生了變化：接受與否，《墜落的審判》（Anatomie d’une chute，2023）都不再具有同樣的光環了。
在某種“元”的意義上，影片變得名不副實：在特裡耶的第一部長片《索爾菲雷諾之戰》（La Bataille de Solférino，2013）問世十年之後，她正在成為新一代導演中最突出的代表；十多年來法國電影界失去了太多多重要的導演（侯麥,布裡索,阿克曼,裡維特,夏布羅爾,瓦爾達,雷乃以及近期的戈達爾），法國電影缺乏明顯的領軍人物。
特裡耶确實打動了我們：她的影片既成功地引起了争論——比如她在戛納的發言，針對行業社團保守主義（Poujadism）的批評——同時又得到了廣泛認同。在戛納電影節上獲得一緻好評之後，不難想象影片也會享有良好的公衆口碑。
我們可以為此感到慶幸。如果說魯本·奧斯倫（Ruben Östlund）的獲獎尚不能說意味着存在對“大衆作者電影”（film d’auteur populaire）的願景——這類電影更強調精妙的叙事結構而不是場面調度——那我們現在可以這麼說了。于是，除了我們對這部影片的看法之外，我們還需要了解它傳達了怎樣的電影理念，尤其是它對法國電影的啟示。
我曾在戛納電影節時提過這一點：《墜落的審判》（Anatomie d’une chute，2023）《戴腳鐐的女孩》（LaFille au bracelet，2019）《聖奧梅爾》（SaintOmer，2022）或是《戈德曼審判》（LeProcès Goldman，2023），這些都确認了人們對審判題材電影的重新關注。
...《戴腳鐐的女孩》劇照
盡管這些影片各不相同，但我們還是能看到一系列共同的特性；叙事嚴謹，構圖謹慎（無需過度強調，法庭始終就像一個戲劇舞台），以及多重視角和叙事結構展開（證詞，審訊，現場模拟，展示視聽文件等）。
那麼，為什麼它們沒有同等的說服力呢？答案很簡單：它們的價值并不在于對司法機制的體現，甚至也不并在于通過審判的閉塞空間讓我們發現人物的細微變化。例如，《戈德曼審判》（LeProcès Goldman，2023）不時從嚴謹性中逸出，展示出超越單一叙事地平的活力。通過場景的剪輯交錯，對真相的追問出現并不斷左右于理性執着(事實，隻有事實)和法庭的儀式空間不時會扼殺的、由感性引導的情緒表達之間——由亞瑟·哈拉裡（Arthur Harari）飾演的律師最終也提及了他的猶太身份。
...《戈德曼審判》劇照
畫内音/畫外音
朱斯蒂娜·特裡耶的這部影片是她迄今為止最有說服力的一部影片，它集中叙事描繪了一個破碎的女性形象，桑德拉（Sandra Hüller），她被懷疑造成了其丈夫的墜樓身亡。
換句話說，這個劇本——由朱斯蒂娜·特裡耶和亞瑟·哈拉裡（Arthur Harari）聯合署名——并沒有被視為超越其劇情的導演調度催化劑，而是被看作一個自身獨立的作品;整部電影都緻力于探索心理問題的複雜性。
但這并不妨礙其展現出真正的精湛技藝，尤其是通過兒子這個角色，我們在幾個場景後才發現他的視力障礙。這個視障男孩擁有超凡的聽覺記憶，這絕非無足輕重：影片調度最精心設計的段落都圍繞着專注的傾聽——例如播放争吵錄音的那一幕。
...《墜落的審判》劇照
特裡耶選擇的場景，都是相關的，其卓越之處不在于複雜的智性，而在于連貫融彙。在上述提到的場景中，有三個段落相繼發生：我們首先隻能聽到音頻片段，接着我們看到一個更傳統的閃回，回顧了争吵的發展過程，然後，在特裡耶的鏡頭調回法庭前，再次隔離音頻。我們可以清晰聽見夫妻之間争吵時的毆打聲，卻無法确切地知道是誰給予了打擊。
盡管桑德拉承認了自己曾有過暴力行為，但這個轉變無疑給她的證詞蒙上了一層陰影，從而不再被小景别支持。在裡，導演做出了巧妙的選擇，并沒有打破這樣一種印象，即調度首先被視為組織情境的工具；她并沒有通過構圖細節或在片段之間隐藏的微妙設置來深化情節，而是将調度作為情節的陪襯。一種共通的情感最終出現在了對事件的冗長拆解和對夫婦二人生活的解剖中。《墜落的審判》是一部精彩的人物研究作品嗎？無疑是的。但這是一部偉大的影片嗎？大概需要再讨論。
...《墜落的審判》劇照灰色地帶，煉獄
仍然存在一個困擾人心的問題：就法國電影的集體想象力層面而言，這種對司法系統主題的偏好說明了什麼？
我們首先需要區分兩種互不相關的趨勢。
《墜落的審判》，更準确地說，屬于一個子類别，即“犯罪審判電影”（film de procès de criminelle），通過涉及女性的各種案件的範例來勾勒她們被感知的方式。除《戈德曼審判》外，上述幾部影片的主角都是女性嫌疑人，她們的道德（以及不可避免地，性别）受到了争議的中立審判。
雖然這三部影片涉及不同的案件（《聖奧梅爾》中的殺嬰案，《戴腳鐐的女孩》中的朋友謀殺案和本片中的丈夫之死），它們每部都質疑話語的真實性，同時探讨了這種話語是如何被司法系統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社會，所承認的。
這些影片沒有直接評論#MeToo運動及其後果，但都描繪了女性被給予的位置，被施加的行為約束，以及她們被審問的方式等。三部影片的最終結論也是相似的：法院裁決的“真相”并讓所有顯著存在的問題都得到解答。
...《聖奧梅爾》劇照
接下來是另一組電影，我們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拓寬分析範圍。盡管阿諾·戴普勒尚（Arnaud Desplechin）執導的《魯貝之燈》（Roubaix, une lumière，2019）嚴格來說并不是一部審判題材的電影（雖然影片中确實出現了對兩名殺人犯的審判），這部影片卻深入相似的領域，探讨了人類靈魂内在的模糊性，但這次深入迷霧的錨是一個決心進行省思和忏悔的警察形象。
而弗朗索瓦·歐容（François Ozon）則通過《我的罪行》（Mon Crime，2023）這部喜劇片将法院的視野收斂到了一個小型社會劇院的範圍内，其中每個人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欺騙》（Tromperie，2021）中，則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場景出現在法庭上，戴普勒尚本人的化身、主角Roth因厭女症而接受審判。
最後，我們很難忽視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的《我控訴》（J’accuse，2019），這部影片曾在2020年凱撒獎上引起軒然大波。介于對父權制度的質疑、冷嘲熱諷（歐容）以及疑似為自我及現狀辯護（une défense pro domo）之間，法國電影近幾年在法庭上花費了大量時間。顯然，這些影片并沒有以相同的想法（恰恰相反）來處理法庭儀式，但它們仍然共同表現出對司法澄清事實能力的不信任。
...《我控訴》劇照
如果說法國電影确實如此關注法庭及其隐蔽之處，這或許是為了回應法國社會與司法機構之間的複雜關系。後者一方面被視為秩序的保障者，另一方面是持續質疑的對象，無論這種質疑是否有基礎可循——性暴力案件中的法律漏洞、對司法不嚴的指控、關于“法官共和國”或“公共生活司法化”偏離的政治性言論，等等。
然而，這種混亂也有其吸引力：總有些事情會逃逸出事實解剖，這個想法幾乎與審判電影的發展同步。因而，這種類型依賴于内在的模棱兩可（懷疑的陰影）和代價不昂貴的複雜性，這使得它能夠在不正面對問題進行深入探讨的情況下，從側面解決問題。
因此，将這一普遍趨勢解釋為法國電影對 #MeToo 運動的一種無意識回應并非不可能。“法國電影”被理解為一個抽象性的整體——這個“大家庭”，如同我們在凱撒獎上總不厭其煩所重複的那樣。對法國電影來說，法庭是灰色地帶的煉獄：無法消除模糊性，隻能趟入迂回曲折案件的渾水中，在深不可測中跌跌撞撞。因為訴訟對于所有參與者，包括公衆在内，都屬于一種群體心理治療的形式；那麼，法國電影還有什麼更好的方式來間接地面對其困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