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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10,斷斷續續在b站看完。一個問題:“什麼樣的曆史使命本然的屬于電影呢?”戈達爾答曰:”圖像(image)“——“我心中理想的電影史不僅要以時間順序來叙述,甚至還要用點‘考古’或‘生物學’的眼光去闡釋。”在論文電影中開發這份蒙太奇、風格與電影語法,從而完成一種彌賽亞式的召喚與拯救,并非是在用運動影像重述既有的電影史,而是動态的“生産曆史”,揭示在那些大師們在“生産”時本可以抓住的機會、推演未竟的可能,然後去除他們的“生産”——以一種謙卑的“影迷”姿态,挽救可能、完成對電影其作為媒介自身的去蔽,将圖像生産至本雅明的“無圖像性(imagelessness)”——恰恰揭示了電影本身蘊含的“罪”與分裂的憂郁,“它無法滿足人們的欲望,相反它隻會不斷地生産欲望。”(齊澤克),它背離了對自身存在的召喚,而“電影史是一份長長的犧牲名單。”(德勒茲)問題在于:它理應蘊含被遮蔽的可能、蘊含諾斯替式的純潔,我們大聲呼告着電影已死,但“影像将在複活的時刻到來。”(戈達爾)雖然不太想用這個詞,但我願意稱之為一份“啟示錄”,一紙“révé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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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達爾2020年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