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著名導演阿斯哈·馬哈蒂的電影之所以被全世界觀衆喜歡，除了電影使大家對這個國家的不同方面、不同階層都有了直觀生動的了解外，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在電影中探索了人類共通的感受：道德困境。也許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階層人的道德困境内容不盡相同，但在這種困境中糾結與掙紮的感受類似。這裡就說說他得獎最多的三部電影：«關于尹麗»、«一次别離»、«推銷員»。


在阿斯哈·馬哈蒂2009年的電影«關于尹麗»中，三個朋友家庭開車去海邊度假，其中一個主婦賽碧德把自己女兒的幼兒園老師尹麗一起帶來了，她要把漂亮可愛的單身老師介紹給他們的朋友，一個在德國工作回國度假的離婚俊男。不期第二天出了事，其中一對夫婦的年幼兒子不慎被海浪卷走，大家手忙腳亂救上來後，發現尹麗失蹤了，後來發現可能是在去救孩子的過程中溺亡了。

于是就出現了要通知尹麗家人的問題，本來也不是太難，但那位帶尹麗來的賽碧德吐露了瞞着大家的事：尹麗有個未婚夫，這一下子就把所有人推入了道德困境。在伊朗社會中，如果一個基本算是訂了婚的女人去跟别的男人見面約會，會被認為是嚴重違反教規，很“不潔”，而鼓勵她做這事的人當然也是大惡人無疑。其實尹麗從最開始就不喜歡那未婚夫，并且兩年以來一直在要求退婚，但那男人就是不放手，尹麗非常煩惱，跟學生的媽媽賽碧德訴苦，這才有了她想給尹麗介紹新男友的事情，但尹麗顧慮重重，不太願意，實在卻不過那她的熱心腸才勉強同意見一下就走，賽碧德卻藏了尹麗的手機和包，緻使她走不了，接着就失蹤了。

本來在通知尹麗家人，尤其是通知她未婚夫的時候可以把這些都說清楚，但這樣的話，這些邀請她的人就會處于惡人的地位，這是他們難以接受的。

最終他們決定犧牲尹麗的名譽，讓賽碧德跟尹麗的未婚夫說她一點都不知道尹麗已經訂婚，那未婚夫聽了後也就放棄了對這群人的怒氣，轉而去恨尹麗的“不潔”和浪費了他的時間和金錢，建立攻守同盟的一群人松了一口氣。

在這整個過程中，尤其在尹麗還生死未蔔的時候，他們不是去關心尹麗的人命和名譽，而是更關心自己的名譽不要受一點損害。


2011年的«一次别離»，可能是這位導演的電影中最為大家熟悉的，除了因為它得了金熊獎和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還因為這部水平極高、得獎多多的電影是用區區三十萬美元拍攝的，使全世界不少電影人汗顔。我還記得當時看過這部電影後的的激動心情，不但跟家人讨論，還到處給朋友推薦，實在是覺得這影片太出色了，故事小中見大，内容豐富立體，通過一對中産家庭夫婦離婚過程中遇到的意想不到的事情，把整個伊朗社會的橫斷面展現給觀衆看，當然，其中很重要的元素之一還是道德困境。

納德和西敏正在準備離婚，已經訴諸法庭，妻子西敏搬回娘家住。丈夫納德失智的父親由女鐘點工照顧一些生活起居，但納德覺得這鐘點工照顧得不好，加上他自己因離婚的事心情差，口角推搡之間她摔倒在樓梯上，不期之後就流産了，于是她丈夫就把納德告上了法庭。

這時就出現了一個道德困境：如果有證據說納德在知道女鐘點工懷孕的情況下将其推倒在地，納德就要去坐一到三年的牢，如果有證據說納德并不知道她懷孕，也許就隻有輕微的懲罰。納德當然是知道她懷孕，但為了逃避有可能的牢獄之災，為自己也為家庭，就不但自己，而且讓女兒也一起撒了謊，說他不知道。西敏又獨自找到女鐘點工的丈夫，說如果他願意撤訴就賠他們一大筆錢，那失業又欠賬的丈夫同意了。

這時候又出現了一個道德困境：女鐘點工突然找到西敏，說其實在樓梯摔倒之前被車撞了，孩子随即就沒了動靜，當夜還嚴重腹痛，所以也許并不是摔了之後才導緻流産，她怕靠撒謊得來的錢會給全家帶來厄運，但又沒想好是否跟所有人坦白，包括納德和她丈夫。最後西敏決定讓女鐘點工緘默，他們還是照舊陪她錢。但女鐘點工最終還是沒能跨過自己的道德底線，在納德要她手放在«古蘭經»上發誓沒撒謊時她崩潰了。


2016年的電影«推銷員»讓阿斯哈·馬哈蒂又一次摘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桂冠，内容仍然有道德困境問題，而且也是特别紮心。

文學教師尹麥德的妻子拉娜在家洗澡時，被她無意間放進來的陌生人偷窺并疑似襲擊，導緻她當場暈倒，身體、精神都受到創傷。拉娜不願這事衆人皆知，所以不讓丈夫報警，丈夫咽不下這口氣，就開始自己調查。

尹麥德從壞人掉落的汽車鑰匙順藤摸瓜，最後鎖定壞人是一個頭發全白、外表憨厚、動作遲緩的老頭子，并把他攔在一處廢棄的大樓裡“審問”，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他們之前的住戶是個賣春的女人，老頭有時去買春，這次也是，但不知其實已經換了住戶，等意識到的時候還是去浴室偷窺和“鹹豬手”了一下，放了點錢，然後倉皇而逃，拉娜摔在玻璃門上後玻璃破碎，她受傷又受驚地昏倒在地。

憤怒的尹麥德讓老頭把老婆、馬上要出嫁的女兒和準女婿都叫來，然後當面承認自己做的醜事，老頭哀求不要在他家人面前羞辱他，但尹麥德不但不同意，還把有幽閉症的老頭推入一個小屋内。這時拉娜來了，雖然她是直接受害者，但看到這類似“私刑”的場面還是立刻請丈夫把老頭放走。    

道德困境來了。尹麥德先是堅持讓老頭叫來他家人，在老頭心髒病發作倒地後，尹麥德雖然叫來了他家人，但終究沒有在他哭泣的老妻、焦急的女兒和老實巴交的女婿面前說出他幹的醜事，也是，老頭雖可惡，卻也罪不至死，讓他丢盡臉面基本等于讓他死，就放他一馬吧！但就在老頭及家人馬上要離開時，尹麥德突然把老頭叫到一旁，把他遺落在現場的一個裝着避孕套的塑料袋和留下的錢扔給他，并打了他一個耳光，他在家人狐疑的目光裡又一次心髒病發作倒在地上，救護車尖叫着把他拉走了，生死未知。


之所以把三部影片的劇情梗概講了不少，一是如果不交代清楚就沒辦法說明道德困境是什麼，二是其實講一些也無妨，這種電影屬于那種再怎麼“講”也不能代替“看”的傑出文藝片，除了要探索的是人性深處的問題，鏡頭所表達的東西如此豐富細膩，不是一點故事梗概能代替的。

觀衆在看這三部電影時有極強的代入感，你甚至常常會忘了跟他們不是一個國家、民族、文化，好似角色的麻煩也是你的麻煩，角色的困境也是你的困境，你的内心跟角色一樣在被做道德拷問。

三部電影中，在道德困境中掙紮和選擇的人都不是所謂“壞人”，有的是很有教養的中産人士，有的是非常虔誠的教徒，但他們在需要犧牲一些個人的利益、名譽，需要對他人有同情、寬容之心的時候，往往難以過關。是很大的罪過嗎？當然也不是，但的确是一種考驗，它考驗了人們自以為的“道德高尚”是不是真的？考驗了人們在苛刻評判他人的時候是不是也能苛刻評判自己？這也許是包括看電影的每個人都需要扪心自問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