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大人》EP1：費加羅的婚禮

在歌聲中安迪走出了強加于他的監牢，在歌聲中法官走進了自身編制的囚籠。

迷暗的清晨，渾濁的呼吸，沉重的腳，沁濕的後背，開頭幾個鏡頭已令人産生一種猜疑：這不會是一個輕松的故事。

迎面而來的電車，顯示我們的主人公奔跑在他不應該奔跑的軌道上，這無疑也是一重隐喻。

極高的俯瞰鏡頭，多少暗示本劇将以極高的道德之眼，淩厲地審視這個故事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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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進入一片墓區，靠坐在其中一座墓碑之前。而平行出現的另一個鏡頭是少年從書桌上捧起一個中年女性的照片，神色哀傷。我們很容易就能聯想到鏡頭試圖暗示的信息：這是一對父子，照片中的女人是分别是他們的妻子和母親，而且女人已經去世。

節奏加快，少年準備上學，他使用吸入器的動作不經意地告知我們，少年是個哮喘患者。

他随身帶着相框，匆忙剪下幾朵小菊花，将他們放在副駕駛位，最後将吸入器也丢在旁邊——這個重要道具得到了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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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子駛出院落時，街對面的鄰居看在眼裡。

場景跌入另一個家庭，一家四口，父母兒女，場景中的聲音元素與光線都是明快、有活力的。這與上一個家庭的孤立、昏暗與沉默判然相異。

這家受寵的兒子從父親那裡得到一份驚喜的生日禮物——一台出色的摩托機車。

于是此時，兩個少年均已開車上路。畫面在兩人間的擺動，也令人産生不祥與不安的猜想——也許将有一場悲劇性的車禍。

但是懸疑将被暫時延宕，本劇的主人公還要完成他晨跑的任務。他來到一幢簡陋的低房門前，對裡稍作探望、打量，沒有說話就走了。屋子裡有三個黑人孩子，沒有監護人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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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點綴着不安感的配樂中，再度出現兩個少年正在駕駛的交叉鏡頭。

開着小破車的少年在一個顯然位于黑人街區的商店前停下車，将母親的照片和菊花放在店前，令人聯想少年的母親的去世與此地有關。

一群同齡黑人的逼近讓他緊張起來，急忙驅車逃離。

黑人青年濃烈的敵意和地上破碎的照片緩緩誘出劇中潛在的黑白問題。

黑人社區的敵意令白人少年越來越緊張，哮喘發作起來，吸入器被颠簸到座椅下面，交通事故的細節因由被一步步埋下。

這時，事故發生了。嘭！摩托少年飛出的身體在慣性中翻滾，卡在汽車前輪下的摩托車與地面迸擦出劇烈的火花。

追趕哮喘少年的那輛車中的黑人青年沒有理由沒看到這出事故，但是他們随即開走了，沒有施救。

一頭犬目睹了這一切。在這裡，犬的雙眼與鄰居的目送至少有一重相同的意思，起旁觀視角的作用——而并不一定起證人的作用，代表一種沉默的注視，帶着一種超然的間離色彩。自然之眼就那麼看着罪的發生，看着人們如何地自我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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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禍之後細節被篇幅奢靡地記錄下來，簡直是一筆一筆地在細細描摹。低聲軋軋的輪毂，緩緩旋動的頭盔，撒在前景中的一隻鞋，底盤瀝油的車，綴幾聲鴉鳴掠掠，以及未曾熄火的電機白噪音。

車廂久久地靜伫無聲，鏡頭微微向車體進逼，使我們仿佛能聽到哮喘少年的慌亂壓抑的心跳。呀——車門打開的聲音仿佛輕輕擰開了一個易拉罐大小的壓力閥，好歹令人緩了一口氣。但緊張的呼吸依然如哮喘的症狀，片刻都不容快暢。

滞重的呼吸聲簡直完美地控制了觀衆的胸腔，掌握了整個場景的節奏感。後背的跟随鏡頭将觀衆的卷入當事人的情緒位置，正面的面部拍攝又如同将肇事者的表情蓋章印戳，那份驚恐、畏縮、茫然，也令觀者感到無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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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白人少年終于照面，他們的家境、生活、性格全然不同，這多半是他們人生中第一次見面，而且将會是最後一次。但他們——以及之後我們還會看到的一個黑人青年——有一個共同點，他們是同齡人。一場與惡意無關的事故，翻覆了他們的命運，也将他們的人生緊緊糾結在一起，并且甚至在不遠的來日還将攪動這座城市的秩序，以及審訊人性深處的道德與罪愆。

腿骨翻折，腦後血流成泊，更可怕的還有看不見的破碎的内髒，摩托少年已經沒救了，他上身還穿着姐姐的黃襯衣。這張有着纖細蜷曲睫毛的精緻面龐如同中世紀宗教畫中的美少年，嚅嗫的口唇想要說出什麼話來，這是他料想不到的遺言方式與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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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視死亡的強壓令哮喘少年落下淚來，他将耳朵湊近摩托少年的嘴唇，但語言已永不能成形，氣流從腔體噴出的“遺言”是血漿。

弧線好看的眼睑中那雙美麗的眼睛很快就暗淡下去，鏡頭依然在殘忍地渲染暴虐的死亡，生命恰是在突如其來的死亡面前最富生命力。如同目睹一江東水刹那傾空不可回轉，那般短暫的極緻，那樣脆弱的華麗。然而這稍縱即逝的一幕卻永恒性地停留在見證者的眼底。死者已矣，生者安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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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的窒息感不僅體現在情景場域，也實質性地令哮喘少年無法喘息。漫長的爬行與窒息的呻吟将觀衆的咽喉扼住最後一程，與這種生理痛苦的延遲相伴而來的其實是精神的愉悅，電影何嘗不是一場施虐儀式。當吸入器終于派上它的用場時，它既拯救了哮喘少年免于窒息，也解脫了觀衆的生理受難——卻也同時解除了觀衆的精神宴飨。吸入器的按鈕在這裡既在實際意義上緩解了患者的症狀，也在抽象意義上緩解了“觀衆的哮喘”，故事内外的節奏氛圍随之一變，劇情與觀衆的情緒都駛入新的軌道之中。也正是此時，哮喘少年“清醒出境”了，畏罪的恐懼瞬間驅走了正義和負疚，他逃走了。狼狗的下蹲和探舌，自然可理解為對嗜血的準備，但也從影像意識中流露出對少年的挽留和失望——正如觀衆的心理一樣。

當狼狗舔舐逃逸現場的死者血迹與俯拍中有意被強調的法院廊柱的線條這兩個畫面對接到一起時，牽動的是你心中怎樣的情緒？悠悠冷冷的背景配樂在法院恢弘而空蕩的内外景中，給人以上帝的凝視，這種凝視帶有道德審判的意味，有一點傷感，有一點冷酷，還有一點嘲弄和諷刺。

當結束晨跑的主人公——法官跑進法院内景中時，整個空間都是被陰影充分籠罩的，陰影不僅落在穹頂和四壁，還将他的身軀厚厚地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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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法官在淋浴時，鏡頭和配樂又給人以聖潔之意，仿佛他在接受精神性地沐浴、洗禮。

但是鏡頭卻旋即切換到他抛棄遇難者逃逸現場的兒子，一個靠在等信号燈時給人擦車玻璃要錢的黑人将一桶不見得多幹淨的水不由分說潑在擋風玻璃上，拿着刷子胡亂地擦洗起來。這樣的鏡頭沖撞給我心中帶來的反而是不潔的感受。哮喘少年的驚惶之舉仿佛表明這樣草草的“擦拭”和“清洗”，是洗不淨心靈之“罪”的。也可以說，這是對後續劇情中，法官進行的一系列掩蓋行為的預審。

接下來一個鏡頭更為恐怖，讓我們再回味一下。法官低頭看着鏡頭，整張臉沉浸在黑暗之中，看不見表情，水流從他的頭頂流到額頭、眉骨，再從眉骨凝成兩條線，傾注下來。一個将要失去面目的高尚之人将會變得多麼可怕？我們隻能随着故事去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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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少年給法官打去電話，讓我們确認了兩人的父子關系。

接下來是一個很日常的庭審情節，将讓我們看到法官主角日常的一面。

在進入情節的開始，出現一個細微的小插曲，一個名叫費瑪麗的嫌疑人名字與單詞female拼寫相同，法庭人員“自然而然”地将她的名字念錯了。費瑪麗當即糾正對方，并說自己昨天就糾正過他一次。加這個小細節幹什麼呢？我想這樣的小細節會在之後的故事中不時穿插，因為我猜測這個故事不會僅僅隻是落足于人性之上，它必然也要踢到體制這塊鐵闆。一個體制是死是活，是否公平，有沒有将每個人都放在眼裡，會從大的案件中體現出來，也可以從小的細節中被看出來。

相對法庭通報受審人員名單的公務員，法官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先是關心一名老律師的身體，并為自己的唐突緻歉。但是與後面大橋上抛棄證物的情節一對應，又會産生反諷，當時法官欺騙交警自己得了前列腺癌，靈感正來自這裡。

接着，法官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一件典型事件，穩固了他在觀衆心中的日常形象——請注意我在這裡并沒有暗含譏諷，如果存在這種意味那一定是來自人性本身的自我諷刺性。這件事讓我們知道了他晨跑時去到那家人門口的真實原因——為了司法的公正性，他不放過任何一個存在疑問的細節，因為他的判決能影響的不隻是嫌疑人自己，還是她背後的四個未成年的孩子。

法官在聽了白人警官用“精确”的證詞對一個黑人母親費瑪麗進行的指控之後，将費瑪麗身邊最大的孩子尤金請到前面，讓所有人能了解這個家庭的破碎，這些孩子無助和危險的處境。從對話中還得知尤金上面還有一個哥哥，是混幫派的，這是一個重要的伏筆。法官之所以細細詢問費瑪麗的孩子，也是提示白人警官，他的證詞将會産生的影響，希望他能自覺撤銷指控，因為法官知道白人警官做了僞證。法官早上之所以跑步到一幢舊房子門口——也就是費瑪麗和尤金等孩子的住處，正是為了現場驗證白人警官的證詞。那是一幢shotgun house，之所以會這樣稱呼這種房屋，是因為站在前門，能看見一條走道，直通後門，所有房間都在走道兩側分布，用一把霰彈槍能将子彈直接從前門打到後門。而白人警官聲稱自己站在前門，看到了浴室中的費瑪麗正在藏毒，這是違背常理的。

在這一段情節中，當法官走上台階時，在相對位置上他已處在高處，意味着道德審判的勢态已經形成，這很自然地在鏡頭語言中得到體現——仰拍站立的法官，俯拍局促地坐在證人席的警官。毫無疑問，他用缜密精準卻充滿人情味、盡職甚至超于職責範圍的行動和語言，洗清了對一個無辜弱者的诋毀，也挽救了她有傾覆之危的家庭，而白人警官作為令人不恥的那一類人，反襯出的是法官這一類人的高尚德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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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我們會産生一些不安的疑慮，作為一個法官他為嫌疑人的所作所為是否已有過度之嫌，畢竟他好像将律師的工作都已經做完了，雙方在場的人員仿佛都隻是作為他的陪襯而出現。但沒有人會懷疑法官于莊嚴法理之外充分流露出來的可貴人情。這正是這一出戲的情緒重心所在，它穩固了法官大人富有同情心的道德形象。如果沒有這一穩固形象的先行确立，之後的反轉将失去戲劇力量，也失去道德合法性。我在看《甄嬛傳》的時候就一直為劇本對甄嬛這個角色的初始設定非常存疑，因為我分辨不出編劇到底意圖将她确立為一個天性單純善良的人，還是一個本就心機深奧虛僞的人，這會觀衆非常警醒自己對主人公的共情——盡管這也是一種應該具備的效果，但我并不認為這是創作者有意為之。在我看來，甄嬛最初所處的道德位置就是模糊的，從未被清晰地确立過，清醒的觀衆難以輕松地說服自己去認同這樣的角色，因為這樣的影像騙術還不夠高明。

顯然沒有以正确方式應對事故的法官之子亞當在事故發生後，因為“毛手毛腳”，留下了過多的“破綻”。（之所以打引号是因為，不打的話，就是在指控他是一名犯罪分子，在進行自主犯罪，可我覺得事故屬于雙方責任，不過摩托車在這樣的道路上高速行駛和開車時因為哮喘發作而駕駛不當，哪個責任更大從一開始就不是故事的重點。即便出現逃逸行為，亞當也并不是那種真正冷漠的惡徒，更多體現出的隻是一個并不成熟的青少年在劇變前的措手不及和一念之差。）這些“毛手毛腳的破綻”包括卻不限于：讓911得到了他的報警錄音，在事故現場留下太多指紋和将成為關鍵證據的吸入器，去加油站加油導緻被監控拍到，與排隊加油的其他人打招呼看到臉，甚至露出衣擺上的血迹。當然他最大的錯誤其實是一時犯蠢逃離了現場。這大量的破綻對故事的意義在于制造了非常大的障礙，迫使法官在為兒子掩蓋時将費盡心機，疲于奔命。我們可以預料到事情将會越來越失控，而主人公的良知人性将會面臨越來越深的煎熬。隻是我們不知道何時何地才是終點。我們也說不出我們究竟是在希冀不要看見深淵的形狀，還是相反——我想身為一個觀衆，我們無須避諱内心的兇險冀望，因為觀看本身就帶有無罪的原罪，我們當然在期待着深淵的發生。

亞當将死者手機扔進郊區橋下的河裡，通過他的眼神你也知道，他此刻當然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觀衆也沒有理由為他開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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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開車回到家門口時，對路的鄰居再次目睹了他的行蹤。

亞當忍受内心煎熬，刷洗手上已經幹涸的血漬，此時狗再次成為一旁的見證者。他擡頭看了一會兒鏡子，鏡子是我們凝視内心的窗戶。他仍然是個幼稚的“cleaner”，将帶血的刷子随意扔到垃圾桶，并試圖将帶血的衣物扔到洗衣機裡洗淨。相比之後法官的“清潔”處理，經驗、心智天壤之别。

法官出庭之後，出現一個穿戴禮帽禮服的黑人，一望身份不低。對話得知法官幫過黑人大佬的忙，幫的什麼忙，裡頭有沒有買賣，尚不清楚。

法官回家後見亞當情緒異樣，起初以為是由于自己妻子的逝世忌辰。直到經過耐心詢問，他才知道亞當撞死了人。

當他得知這一事實的時候，我們看到他對死者深切的愧疚和同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Cranston的演繹方式。他始終使用了一種非常輕盈的聲音和動作，這可以理解為法官的溫柔性情與對他人的極端尊重。但這無疑也是一種有意為之的形象塑造。在沉重的事件面前，一個人既能展現充分的同情，又能克制不失儀，未免太完美，這種完美會令人感到疑慮。而且當法官的形象呈現後續的裂變和翻轉之時，之前給觀衆的印象越是美好，之後就越會令人清醒、冷感，從共情的情緒中抽離，變成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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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官與自己的孩子對話的過程中，我們無時無刻不能感受到他對孩子的愛，我們能意識到這是他心中對已逝妻子的承諾——要不惜一切保護好自己的孩子——這也成為他随後徇私枉法的根本動因。

法官與親生兒子的談話令人想起在法庭上，他對無辜的被告人費瑪麗的盡心呵護，兩個時刻的共同點是他身上漫射出來的情感光輝。這在平時的工作中或許是極好的品質，但是在私事中卻暴露出了問題。因為他的“情”隐隐是淩駕于“法”之上的。這裡我希望你能注意到的是此時與之後法官的一連串語言與動作。在法官與亞當談話時，他已在引導亞當，傾向性地為他建立脫罪的供詞，不過這一點或許是下意識行為，但也說明即便他身為正義的守護者，他也隻是一個充滿感性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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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法官自然明白怎樣做才是正确的選擇，他決定帶亞當去自首。可是在去警局之前，他卻額外打了個電話，找自己的熟人警官南希·卡斯特羅。等到了警局後，他也不讓兒子和自己一起出車門，而是自己先去打頭陣。我想這些行為是很正常的，雖然它不見得是高尚的。但是問題在于，法官的既有形象并不是一個庸常之人。因此這裡法官的前後形象已經呈現反差和裂縫（I won't not do what's smart just because it's my own son.）。作為一個法官，他更是清楚好的辯護服務的重要性，因此在他還沒走出家門時就已經撥通了一名律師的電話，事後得知這名律師是他曾經的學生李·德拉米爾。法官此時撥打的兩通電話都沒有通，這兩個女性角色尚未登場，但是在後文會與他的案件緊密糾結在一起。

帶着兒子出門投案前，法官在獨處的小隙，捧着臉哭了一會兒，此時我們的情緒仍是完全站在他這一邊的。但這是最後一次擁有确定無疑的情緒矢量，稍後情緒就會開始發生位移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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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這大概是一個夏夜或涼爽的秋夜，蟲鳴聲卓著，法官在做對的事情，将他的兒子親手送到公義程序應有之地，在警局外他緩慢踏着的步子表明他知道這一趟意味着什麼。兒子将入獄，自己的工作和名譽都将面臨損毀。站在警局門口，他回頭望了一眼車廂裡的孩子，多少有些決然地拉開了那扇門。直到此時，法官所做的每一步都是對的，盡管每一步也都盡可能追求個人的最大利益，但每一步都是合法的。于是他走進警局，已經将要走到警察的辦公桌前，一陣撕心的哀叫卻将他扯往另一個的方向。他不能不一眼就認出了那個悲痛的女人是誰，那個緊緊摟着女人的男人又是誰，因為他們是新奧爾良市有史以來最殘酷的犯罪家族的教父教母。他也不可能不馬上就意識到他們為什麼和自己同時處在同一家警局，還如此崩潰失控，因為亞當撞死的正是他們的孩子。此時他的腦海已經應激式地飛速轉動了很多念頭，就像一輛開在黑夜高速公路上的汽車，他已經能料想到方向隻有前方，而前方隻有更多黑夜。巴克斯特家族的勢力觸角，自己與對方的實力對比，真實社會的運行法則，法律程序的脆弱無力……這一切在告訴他一個壞的答案，一個他不能承受的答案，那就是他會失去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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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映在玻璃門上的臉注視着巴克斯特夫婦，那一刻他已做出決定，那就是推翻自己先前的決定，不再将兒子交出去，而是為他隐瞞。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它不僅是一個公民違背了法律，它還是一個法官違背了自己身為法官的根本價值，這同那個在法庭上的高尚形象發生極端化的分裂。從此，觀衆對主人公開始新一層的審視。

法官向兒子解釋了自己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原因——巴克斯特家族的險惡。這從一個法官口中說來不一般，因為一個法官的最高信仰即便不是法律，也肯定不應該是暴力或權力，這是令人無法想象的，何況德夏托還是一位這樣德高望重的法官。原來，他對法律的信任是有限的。可是這似乎又不僅是他個人之咎。如果一名德高望重的法官都不能充分信任司法正義的力量，那麼這個國家的司法體系是一定有問題的。一個法官的眼睛，是和市民的眼睛不同的。市民的眼睛看見的是陽光下的建築，和行道樹下淺淺灑落的陰翳。可是法官的眼睛可以看到一座城市的深層塌陷、暗淵沼澤。相比兒子的一念之差，法官的“一念之差”更為自覺自主（Adam,this is the rest of our lives.）。但無論如何這是一次铤而走險，是他人生中的重大轉折，也是對自己的深刻背叛，從此他内心穩定的道德内核發生裂變，他的生活将不得不生活在光與暗的兩種對立空間，他的道德信仰将不斷與殘酷而卑劣的現實發生烙鐵與鐵錘的交戰。但與此同時，法官的抉擇也流露出濃厚的悲劇性的無奈。

電視新聞中，巴克斯特家族的老大陰森森的傳信令法官更為強化了心中的恐怖氣氛，這催促他加緊掩蓋真相的步伐。一眼就能看出，法官的處理方式比亞當缜密得多。這顯示出一個法務工作者在枉法時的優勢。也許行動經驗上他一時還顯得生疏，但他擁有最嚴密的邏輯思維和法律知識。而且他懂得城市的權力網絡、運行秩序和明暗規則，他其實就是一個人精。隻是在服務大衆時，他是一個有益無害的人精。

但一個不合時宜的疏忽發生了，他将擦拭過血迹的一塊抹布順手扔在了地上。家養的寵物狗如同間諜般出現，叼走了這塊帶血的抹布。寵物狗的視線、穿插和在場，令人想起事故現場那條無聲注視的（或許是）流浪狗，它們是人類罪惡無聲的見證者，我們根本不會注意到它的在場，但這恰恰說明罪惡的無可抹煞，在線性時間的軌迹之内，你無法讓一件發生的事情沒有發生。歸結到法官正在做的是，也可以這樣說——你永遠無法将留下的血漬擦淨。或許正義之眼會暫且失明，但是自然之眼是全能永在的。

法官在收拾車廂時，開着手電筒，又引起了對面鄰居的注意。被狗叼走的帶血抹布，車禍現場布滿指紋的吸入器，鄰居的目擊線索……等等，或許會成為日後事發的東窗，或許并不會成為證據，而隻是在象征意義上暗示着觀衆，關于罪惡的不容遮蔽，關于人性幽微處的不慎洩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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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開車來到大橋，将打包好的一整袋現場證物，投進密西西比河，證物很快會被沖到遙遠的下遊，消逝無蹤。但一個黑人交警讓法官陷入一個小小的困局，雖然法官機智地化險為夷，但這再次證明沒有密不透風的牆，再周全的計劃永遠都有不可預測的變數。整個亞當的逃離故事和法官的掩埋故事布滿一個個的小小失誤，但就是這些蛛絲馬迹構成了整張經緯細密的羅網，而為了掩蓋這些失誤，就勢必要開始新一輪的掩蓋，直到敗露那一刻的到來。

橋上的情節還有兩點令人玩味的地方。第一點是法官用來化解困境的謊言靈感來自白天庭上的辯方律師，這樣的聰明急智不能不說頗為諷刺。第二點是放他一馬的這名交警是個黑人。在白天的庭審中，法官對一個黑人女性寬厚同情，在深夜的大橋上，一個好意的黑人警察對他法外留情，一環一扣，仿佛因果。

忙完一切，法官回到家中。亞當在沙發上看《肖申克的救贖》，法官神态輕松，坐到亞當旁邊，拍拍他的大腿，意思是盡管放心，我已經處理好了。影片行進到廣播站放歌的橋段，《費加羅的婚禮》一曲絲絨般動聽的吟唱彌漫在監獄的上空，彌漫在靜谧的夜晚，撫慰着無法平靜的心靈，血腥的氣味仿佛已不可聞。亞當将背部放平，躺靠在了沙發上，而法官将一個抱枕摟在懷裡，一片祥和氣氛，混若無事也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