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後,當我回憶起那夜《八佰》的放映現場時,将會萦繞着一股香油味。好吧,是我旁邊一位女士的食物增添了另一種感官維度。趁着這股意猶未盡的味道,我散漫地談談腦海中留下的印象。以下觀點僅代表昨夜的我,與今天的我無關。
總體而言,這部影片的叙事視角都是基于小人物,依然沒有給國軍官長以直面不諱的主角待遇。
我等了一個小時候才終于有一個有力的特寫,來自一個即将死去的中國軍人。
除了笑張譯對一個懦弱者活靈活現卻難免油滑的表現之外,觀衆一直很平靜。
整部電影沒有專心經營好一個人物,與其說是群像表演,不如說更接近于印象式的表現。像張譯的出色,也是和故事本身關系不大的出色。我很懷疑裡頭的每個人物能夠真正走進觀衆的内心,叩尋到真切的認同感。
這部電影隻拍八百壯士的故事,淞滬會戰的正面戰場完全沒有提及。當電影進入主體叙事時,大場早就淪陷,國軍大部已是撤退的尾聲。

守衛四行倉庫的是88師262旅524團的一營。電影中提到,88師曾補員五次,八百壯士的主體已經是各省保安團。真實曆史中,更準确地說,已經是湖北保安團。
片中賦予他們具體化的人格,他們并不是王牌軍,也不是地方派系,而更像是臨時湊補的壯丁。他們嘴裡念的是水稻,他們就是普通農民。除此之外,他們中還有東北軍舊部,被表現成很孬種的角色。
倉庫中的四五百國軍,在各種陳述口吻中都被視為壯士、英雄,但在幾個主角身上,得到了合理地人性化地展現,他們之中也有弱者、怯夫。
當然,事實上,裡面還有一部分中央軍骨幹。我們聽到有一個片段,幾個黃埔同學圍坐在一起,輕聲哼唱黃埔軍歌的情形——輕聲哼唱,而且沒有字幕,歌聲和鏡頭一閃即沒,顯露出有趣的意識形态上的忌憚。

機槍連的雷雄連長,上官志标連長,背着手榴彈跳樓的陳樹生,甚至是壯士的指揮官與精神代表謝晉元,這些國軍官、兵的形象通通都是模糊、薄弱的。很大程度上,與其說他們是一個人物,不如說他們隻是一串姓名符号的借屍還魂。
大多數時候,謝晉元是不在場的,在場的時候,一半時間他站在二樓,對樓下空地上的士兵作着一場又一場隻具有符号意義的講話。一束強光從他的腦後逆射而來,使得他的面目和身軀完全沉浸在光暈之中。他的聲音是如此無力,而他的形象是如此模糊。
可以說,四行倉庫中最重要的一個人物,在片中是最缺乏力度的角色。但這和演員的關系真的不大,我認為片中沒有一個沒發揮好的演員。你可以說杜淳塑造的謝晉元在有限的發揮餘地中是出色的,謝晉元在他的演繹下是一個無限寂寥、凄涼的悲劇英雄,但這個形象顯得非常地脆弱,遠未能表現出他陽剛、壯烈的一面。當你聽到他說話時,你會覺得他的軀體裡是空虛的,好像沒有重量。雖然所有人物都缺乏血肉,但謝晉元毫無疑問是最缺乏内容的。
造成這種效果的,是鏡頭的拍法,更是創作意識的怯懦。當你拍八百壯士時,是不可能繞過謝晉元、楊瑞符、上官志标這些國軍長官的。但是當你不敢重筆描摹這些人物時,這部影片的價值就已經大打折扣了。如果是藝術家的話,這部電影就不該拍了。
本來放棄對淞滬會戰的整體呈現,隻表現對整體局勢并無左右之能的一營孤軍已經是很大的退讓。可是現在,還要更進一步地退讓。那些确有其名的人、實有其事的段落,退位成背景和符号,本該屬于他們的時間和空間隻能由被虛構出來的人物和動作所填補。
既然中國軍人的形象都如此單薄,日本人的形象我們就更難去苛求了。開始的時候我一直在等待,看它是否會展露出日本人的人性。我确實等到了,在影片一個并不高明的虛構情節中,士兵被要求殺俘,一個年輕日本士兵的恐懼和求饒在那一刻是人性的。但僅此而已,此外,日本人有形象的隻剩下一位長官,這個形象完全沒有超出過去影視作品中對日本人的扁平刻畫。其餘的日本士兵,都隻是戰場上跳動的人影和數字而已。
主題上也毫無突破和新意。基本上主題就是,原本隻具外交意義的四行孤軍,通過四天五夜的奮戰,為潰退無能的國軍挽回顔面,令列強對中國軍隊刮目相看,也喚醒和振作了國民抗戰禦辱的意識和信心。影片通過各行各業、各種各色的人物來說明,全面抗戰是全體國民之責。這些人物不光有軍人,有童子兵,有農民,還有商人、黑幫、妓女。
但是這能否立得住腳,得依靠邏輯鍊的最初一環——國軍真的無所作為。取得國際尊重并不是八百壯士的事迹才有的,在此之前淞滬會戰打了近三個月。但八百壯士确實具有特殊性,就像一部天時地利人和的大片,在各國勢力、中外媒體的注視下,成為巨大的新聞事件和抗戰标志。
但影片最後租界内的洋人武裝也受到感召,為孤軍開槍助陣,這個情節實在令我懷疑其可能性。國際上感佩孤軍的忠勇善戰,是真實的,但以資料中顯現出的租界勢力之軟弱、自私、蠻橫,開槍助陣實在過于藝術化。要知道,各國租界代表的是各國的政治立場,蔣介石用那麼大代價打這一場大會戰,包括最後大軍撤退還留下一支孤軍,很大程度上,就是想以戰促和,打給國際社會看。倒不是和日本人直接談,而是敦促國聯能夠幹預日本的侵略。
然而三月戰罷,邊戰邊尋求外交施舍,最終是兩頭落空。脊梁骨頭都打斷了,也沒換來各國對日方的實質制裁。所以,會戰期間,國聯九國之綏靖已經展露無疑,以他們對日軍的忌憚、恐懼,很難有開槍助陣此種強硬的行為。
事實上,後來八百壯士退入英租界,怕事的英國人當場就将中國軍隊的武器給繳了,謝晉元部淪為孤軍營,陷身租界,不得自由。數年中種種監禁、控制、沖突更不必說了,而這一切都是基于對日軍的畏懼。

片中充滿演繹、虛構成分。對于一部藝術作品,哪怕是一部重要的曆史作品,你也不能要求它一定要忠于史實,但如果演繹和虛構削弱了真實原本具備的力量,我們為什麼不能反問:為什麼不遵循史實?
一個一個背着手榴彈從窗口跳下的士兵,那是一種蒼白的悲壯。時代往前飛逝,而創作者的意識和手法還停滞在十幾年前,實在悲哀。中國軍人在抗戰中的表現,其懦弱,其英勇,其活生生的真實的細節,根本毋須脫離實際的渲染、誇大,已然是力道充沛的素材。
冒死拉電話線的情節可能是離現實性最為遙遠的一段虛構。這一段悲壯有餘,卻好比《三國演義》與《三國志》的差别。其實倉庫中本就有電話線。要知道,四行倉庫這麼好的地理位置,這麼堅固的掩護條件,原本就是88師的指揮部,能不配備電話系統嗎?不過從電影處處自由發揮的風格來看,倒也不應苛責。
楊惠敏獻旗的故事,可能是這四天五夜的故事中流傳得最廣,卻最為失真的一個。這是受當時的的報道策略,後來楊惠敏的誇大,其他次要當事人的知情所限的影響。最需要強調的一點是,遊泳獻旗的事是沒有的。
片中至關重要的場面垃圾橋,很多百姓死在這裡,日軍開槍殺了很多人,但是事實上除了最後撤離的那一場戰鬥,垃圾橋平時恐怕并沒有這麼危險,楊惠敏也無需将旗幟裹在身上,渡河泅獻。電影中還将楊惠敏脫下外衣,取下國旗的一幕,處理成“姜武”偷窺看胸的情節。
真實情況是,楊惠敏的确很勇敢,很熱心,不過她不是十七歲的少女,有二十多了。27日晚,她站在橋上,冒着生命危險,朝倉庫大聲喊話,要求進入倉庫服務。雷雄請示謝晉元,謝晉元不許。但楊惠敏不走,還問守軍需要什麼。謝晉元讓雷雄轉告:“隻要一根旗杆和一面國旗。”天亮前,旗幟送到,次日上午從倉庫樓頂升起。
但緊接着謝晉元就打電話,要求提供一面更大的國旗。當天下午,謝晉元派人與楊惠敏再次取得聯系,拿到一面巨幅國旗,當時就升了上去。原先那面國旗改挂在靠近租界的側面。
當晚深夜,童子服務團在葉春年帶領下開車繞道而來,再次送來一面他們手中最大的國旗,楊惠敏和記者曹聚仁也随同來了,但謝晉元忙于軍事,沒有接見他們,由雷雄代為接見。
負傷的士兵被轉往租界醫治,事先已統一口徑,當被問到倉庫有多少人時,回答:“八百人。”
電影中也有一名上海本地的方記者進入了倉庫,倉庫有多少人這個問題就是由他問的,這名記者的原型應該就是戰地記者曹聚仁。
可見獻旗一事之所以叙述混亂,是因為送了三次,而且獻旗者不止一人。出于衆人人身安全的考慮,也可能有媒體追求英雄叙事的本能,楊惠敏被推到了前台,凝練成整個事件中一顆閃亮的符号。

被淹沒在日軍太陽旗之中的四行倉庫樓頂突然高懸起飄揚的國旗,且一面比一面大,這激怒了日軍。影片中據此演繹出在敵軍飛機轟炸下的護旗壯舉,隻能說這很符合商業片的戲劇化邏輯。但我沒有看到日軍出動飛機轟炸的叙述,日軍主要在一旁的交通銀行窗口對我軍攻擊,并派出了坦克、掘土機和駕着機槍、迫擊炮駛入蘇州河的汽船——但由于忌憚租界,河道狹窄,加上中國百姓集中船隻,設卡阻撓,水面攻勢沒有得逞。隻是,日軍的進攻并沒有專注于樓頂的國旗。
影片中這種高度意識形态化的情節還有中日兩方指揮官,分騎黑白馬,于戰場對峙喊話的情節。日軍指揮官向謝晉元強調,這是一場事關你我二人的榮譽之戰。這又落入了以往刻闆叙事的巢穴——對日本人的個人榮譽感過分的渲染。
當然,在二馬對峙的那一刻,我們能感受到的是兩個民族仿若正邪對立的較量。這匹莫名出現在銀行倉庫的白馬,貫穿全片,它象征的是謝晉元為代表的每一個為抗戰付出努力的中國軍人的精神,你也可以稱之為“民族的脊梁”。這固然雄渾,但還是一種套路并太過簡化的英雄叙事和民族叙事。觀衆絕不是為了這樣一個宏大的概念走進電影院,安靜地坐下來等待的。我們當然希望看到的是更複雜,更細微,更新穎的表達。
就這個情節展現出來的意識而言,它與片中的戲曲元素是相仿的。片中的戲曲藝人、戲曲唱詞、單騎闖關的趙子龍,都是這種二元化與刻闆概念化意識的體現。當然,你也可以說它出自底層平民視角,體現的是一種樸素的國民意識。影片中的戲曲元素,演繹成分,在套路化和戲劇化的層面上看是非常好的,但無疑卻在削弱影片的精神性,讓它始終隻能停留在膚淺的狀态,無法深潛下去,講述出一些更為冷靜、更為豐富的東西。

影片中刻意賦予人物方言口音,卻又縮手縮腳,不敢徹底方言化,使得每一種口音都淪為普通話和方言蹩腳的雜交。當然我也認為徹底方言化絕不是明智之舉,影視劇中對方言的選用本就是一門難度很高的學問,我認為一般最好還是使用普通話,想要試圖融入一點地域特色加強真實感,反而提醒了觀衆,你們看的是一場假戲。
一場戲看下來,最令人出戲的恐怕就是謝晉元的口音了。謝晉元是廣東梅縣人,似乎應該是客家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應該講客家話,但片中的謝晉元帶的口音似乎是通常意義上的廣東話。我還是要強調一遍,杜淳是一個不錯的演員,但當片中的謝晉元說出蔡少芬式的普通話時,我會疑慮影片對謝晉元的态度是否有一種無法言明的暧昧。
按理說,謝晉元是民族英雄無疑了,但片中對他的刻畫都是充滿“陰影”的,而且頻頻不在場。當這難免有些滑稽的口音出現時,你心裡會閃過疑問,這究竟是一種正面的呈現還是負面的呈現?難道我們在用一種負面的手法表現一個英雄人物嗎?果真如此,那真是影史上的一出“壯舉”。我想這已經無關乎電影,就像片中最後,謝晉元被告知的一樣,一切都是政治。對最應該被凸顯的謝晉元如此處理,體現的正是如今的政治尺度。

當我們說到電影中的政治,不得不被說到的就是那面飄揚的民國國旗。升旗、護旗的情節在片中是一個高潮段落,但這一段最令我饒有趣味地注視的卻是對這面旗幟的展現。不揣冒昧地說,片中的外國國旗都能得到從容的展現,片尾甚至有超大幅的外國旗幟,這面民國國旗卻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給它的鏡頭着實不少,可見是想痛快地展現,但大多數時候它隻是遠遠的模糊一團。
顯然攝制組為此也費了一番心思,有一次給了個背面鏡頭,隐隐綽綽地映出其圖徽。還有一次對旗幟非常近距離的展現,我印象中是旗幟炸倒後被重新扶起的橋段,那一個鏡頭主要是落在旗杆上,随着旗杆上擡,将将露出迎風招展的紅色一角。就在圖徽将要露出的一刹,鏡頭切掉,好險!這一段是為讴歌護旗壯舉,但壯士們護的卻是一面不能被我們看清的旗。
影片中最令人失望的政治,還是對抗戰中國軍的整體評價仍是負面的。這從一開始對國軍潰退這一段的截取已經明确表意。之後在片中也在暗示淞滬會戰中的國軍是懦弱的和令人失望的。一路順下來的邏輯就是,因此他們沒能喚醒那些醉生夢死、麻木不仁的租界人士,沒能凝聚起國人百姓共禦外侮的力量。是堅守四行倉庫的戰士們替國軍挽尊,重塑了民衆的信心,打動了寰海内外。可是,如此膿包的國軍,将淞滬會戰打了三個月。一味的贊美毫無必要,但基本的尊重必不可少。
對國軍這一長久的負面印象也影響到了八百壯士。其實早在當時,毛澤東就将八百壯士定性為“民族革命的典型”,号召廣為宣傳。八百壯士的事迹直到如今,也令人感懷,人們的情感是依托在真實的人物身上的。虛構人物依然具有代表性和真實性,但比不上真實人物的說服力。可是這些哪怕隻是低級國軍官長的人物,也沒能得到客觀大方地表現,我也隻好忍不住一邊看一邊連聲歎息。
其實固守倉庫前的淞滬主戰場可以拍出史詩性的大片,孤軍退入租界後的幾年也完全可以拍出很厲害的生活化電視劇,像《風騷律師》那樣精彩的。我看過一些極為翔實、具體的資料,充滿完全打破刻闆印象的真實細節。一邊看一邊想,這一筆一筆的才是應該被拍背呈現的人性,而不是除了歌頌就是批判,總是表現一些宏觀的、激烈的、煽情的方面。比起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我更想看的反而是困在租界中的謝晉元如何苦苦周旋于工部局、求全于國政大計,以及孤軍營中悄然滋長的那些他也無法控制的變化。比如,被概念化的八百壯士退入租界後也曾軍紀渙散、官佐喪志,連上官志标在孤軍營中都和謝晉元爆發過矛盾。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能等到那樣自然的作品和那樣自在的叙事出現。時值今日,我們也隻是在拍、在看八個樣闆的一千種翻版。

但我不會否定《八佰》,我認為它在這個時代依然有超出影片本身的代表性。
它依然奉獻出了大氣和寫實的戰争場面,每一位演員都貢獻了充沛的情感和出色的表演,明星沒有光環,彼此毫不搶戲,配合得很默契。
影片中最精彩的細節還是形容第一次碰女人的感覺,那是來自中國古典文學的豐富養分,中國的文藝作品,對性描寫那是一出手就有的。
最精彩的角色還是張譯的老算盤,那股鄭重其事的油滑制造出的笑料,令觀衆沒有白來。
更為重要的是,《八佰》在文獻上的價值,它用它的叙事方法、意識形态和政治遭遇,在映射着這個時代。
對于未來,我們永遠都要有信心。曆史不是洪水猛獸,曆史不是政治。曆史是養料,是橋梁,是紐帶,是我們每天早上起床自然而然就會面對的東西。
(公衆号:段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