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所看到過的國産喜劇片中比較起來使人滿意的一部，既不架空又不俗濫。大結構是“喜劇”骨架，細部則用“鬧劇”處理，笑料夠多而根源于現實生活；除了一兩個人物的性格，尚有可議之處，大體上已算得一部像樣的喜劇片——如所周知，國産片中是少有像樣的喜劇的。
戲劇大師們寫喜劇，如莫裡哀、莎士比亞以及蕭伯納，都是采用這種方式：大結構是“喜劇底”，細節則是“鬧劇底”；也就是說題材與人物，根源于真實生活，但在小事件上加以鬧劇式的誇張。像莫裡哀的《悭吝人》（The Mister），題材與人物，都是真實生活中所有，最近本港報上還登載過一位千萬富翁，家裡隻用一個傭人，還親自上街買菜的事；自然這位千萬富翁卻不會如莫裡哀所寫那樣，讓這個僅有的傭人，做廚子時穿廚子衣服，做車夫時穿車夫衣服，當場忽穿忽脫的——但這一種鬧劇式的誇張，不僅使戲劇的演出增加笑料，也更突出地表現了諷刺意味。
我們國産片喜劇的寫法，卻往往反其道而行之，題材和人物是架空的，寫不存在的人做不可能發生的事，根本使觀衆無法相信，更不用說有親切之感而“會心一笑”了；但細節上偏又去“寫實”，弄得一點不可笑，即有“笑料”也是陳套濫調，這樣的“喜劇”，看了隻使人啼笑皆非。
本片卻是一張可與許多西片上乘喜劇比美的片子，以新春上映的西片來說，不遜于《鴛鴦福祿》（Cinderfella。1960），好過《寶城福星》（The Wizard of Baghdad，1960），《袋袋平安》（Not Wanted on Voyage，1957）更望塵莫及。外省人大量到香港已逾十年。但“南”人與“北”人之間仍有許多不“和”之處；我以為這裡面語言隔閡還在其次，主要是“南”人與北人對人對事的态度方法不同之故。而這态度與方法自是源于不同生活環境不同教養所形成的性格一部分；本片的喜劇由此産生。故此喜劇的條件——“源于性格”，而且現實。
但細節則是誇張了的，如梁醒波、劉恩甲雙方競貼減價告白（這裡還用了慢攝，使動作看上去特别快速），兩人同時唱京戲與粵劇；如冰箱及西瓜的“重複”使用（重複也是喜劇中極有效果的手法），丁皓、張清與白露明、雷震兩對的“重複”交換座位，諸如此類的地方，笑料都新鮮有趣，而且有突出的喜劇效果。
本片可喜之處，首先便是給國片建立了一個喜劇的楷模，正如我一向贊揚李翰祥為國片建立了古裝片的楷模一樣；還有可喜的一點，便是打破了國語片之“國語”這一枷鎖。國語片自然應以國語為基礎，但過分拘拘于所謂“國語”二字的結果（盡管許多“國語”片演員，其實說不好國語），卻使對白成為一種架空于現實的死語言，因為在今日的現實生活裡，不是各種不同籍貫、不同教養、不同身份的人，都說純正國語的；我記得在《殺機重重》的影話裡，我曾為這一點發過牢騷，其實在英語片中（别的語我完全不懂，但想來也應相同），為了表現地方色彩，人物的出身、教養、身份，也不一定說“純正”英語的。蘇格蘭“高地”話、愛爾蘭方言、下層社會的俚語、美國西南部土腔，都照樣使用，觀衆自然未必全懂，但并不妨礙他們對劇情的了解，為什麼我們非要“純正”國語不可？本片兼用國粵語，不僅觀衆決未因此難于了解，許多喜劇效果也由此而産生，更形成一種親切真實的感覺；片中還讓國語演員說半鹹半淡的粵語，粵語演員說半鹹半淡的國語，同樣無傷大雅，反突出地表現了由“南北不和”到“南北和”的主題。
唯一可議之處，是在一、兩個人物上，其中有屬于表演的問題，但也有性格基本上處理的問題。本片表現了“南”，“北”做生意的方式不同，由梁醒波代表了廣東人的保守，由劉恩甲代表外省人的“海派”，在人物描寫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梁醒波表現出這人物的性格、氣質，而劉恩甲身上卻無“海派”氣；這自然屬于表演的問題，以喜劇的感應和“點送”來說，也是梁優于劉。
根本有問題的是雷震這個人物，他與丁皓代表年輕一代的“北”，和白露明、張清代表年輕一代的“南”對峙；其中丁皓、白露明、張清三個人物演對了，隻有他不對。他既然是很年輕就做到一家大公司經理，則其對人對事對生意對戀愛，都應該很“司麥”，才合于他的身份，不應該是如此老實傻氣的青年；而且他一定要“司麥”，才能與張清成為“南”、“北”對照，就如劉恩甲之與梁醒波成為對照一樣，現在他看上去與張青沒有什麼分别，就顯不出從“南北不和”到“南北和”的意味。影響到整個成為“偏枯”局面，隻能在生意上看出“南”、“北”之異，而在談戀愛上看不出不同之處。這責任自然不一定在演員身上，可能是劇本如此寫，也可能是導演對劇中人物的性格，做了錯誤的“解釋”。
1961年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