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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電視劇在大家的觀望中，終于開播了。
說實話，最為開始的幾分鐘内，有點看不下去，因為和書中的内容有些偏差，所以覺得并不太精彩，其中一些删掉的情節，也讓看過書的人，對電視劇有幾分懷疑，好在編劇還給力，讓人能夠很輕松的進入那個時代的語境下，體會其中的悲苦，不自覺就怆然淚下。
我自認自己是一個淚點低的人，所以也不在乎在觀劇過程中的眼淚橫飛。
宋運輝的家庭出身不好，被判定為黑五類的後代，而且是黑五類中比較嚴重的一種，反革命分子的後代。原因僅僅是他的父親在解放前的一個月裡，被國民黨的軍隊抓了壯丁，回來後大半輩子活在了“階級敵人”的窠臼中，沒有人信服，沒有人替他可憐，甚至影響到了他的孩子——即便考了第一名，也可能上不了學。
宋運輝覺得委屈，内心憋屈到朝着自己的父親大吵大叫，認為是他害了自己，害了全家。當一個人處在一個狀态久了，被懷疑的久了，就會自然的認可自己的姿态。相信當時的小輝爸爸也是極為的自責，自責到不能為孩子出一分力，反而拖了孩子的後腿，就像史鐵生生前在《我與地壇》中寫道：他被命運擊昏了頭腦，一心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個，不知道兒子的不行在母親那裡是要加倍的。
同樣，這樣的痛苦，在一個父親那裡，也會加倍的。
對于自己的“反革命分子”身份，作為小輝的父親，已經适應了外面的冷言風語，對外界的風雨全然不顧，好在還有一個溫暖的家，有一個理解他的妻子和一雙懂事的兒女，但是當兒子憤怒的把話吐出來時，無疑是射向他内心的一柄最鋒利的劍，所以他倒下了，帶着内心的歉疚。很多人會認為這裡的宋運輝太自私，為了自己的前途命運，而選擇和自己的親生父親對抗，其實這些在那個極端的年代裡，還算是輕的，殊不知有多少年少懵懂的少年，為了所謂的“革命理想”而與父母劃清界限，甚至成為父母的揭發人，恨不得将自己的生身父母打倒，然後再踏上一腳，以此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來證明自己的無辜，以及出生在這樣家庭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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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想到了楊绛先生在《雜憶與雜寫：1933—1991》中寫到的故事，那是1966年8月9日，陰曆的六月份，楊绛先生回到家中對錢锺書講：我今天被揪出來了，你呢？錢锺書回答說，還沒有，快了吧。而三天後，錢先生也被揪出來了，從此倆人被分配到不同的地方勞動改造，聚少離多，最根本是，錢先生還拖着病軀。記錄的人寫的雲淡風輕，而閱讀的人内心卻是澎湃，在一個“惡”主導的社會下，楊绛先生筆下流露出的，不是對那個時代的控訴，也不是對一些惡人的批判，反而是将一段段溫暖的故事撿拾起來，講給我們聽，讓我們不再沉溺于那個時代的痛，而是即便前路再迷茫，内心也要擁有那份溫暖純良。所以她把自己在鄉下做活的有趣經曆分享給我們，她會把自己藏匿《唐吉柯德》書稿的故事講給我們聽，她會把自己洗刷廁所，并洗刷的最幹淨的驕傲講給我們聽，而每一段字裡行間，都會帶給讀者笑裡帶淚的痛。
當“喪”文化開始大行其道時，當年輕人開始為自己的“喪”定位到特立獨行時，認為這樣的事物存在即合理時，當一個個人嘴裡喊着“人間不值得”時，我總會回到楊绛先生的文字裡，去品味一個人内心遭受極緻煎熬時，仍舊保持的那份安然恬淡和溫暖，那裡即便波瀾起伏，卻仍舊為自己心愛的人，保留最柔軟的地方。是愛，支撐着老先生，邁着細碎的步子，走過那麼漫長時間的黑暗。
就像《我們仨》中，她那長長的一段路的踽踽獨行。
一個時代帶給個人的苦痛，是個體的力量無法擺脫的，因為姐姐的犧牲和讓步，宋運輝終于走進了大學的校園，而自己最愛的姐姐隻能選擇留在農村，她委屈嗎？她内心充滿冤枉嗎？我們看到她在人前裝作雲淡風輕，但是在沒有人的時候，淚水也會在眼圈裡打轉，她也想去上大學，把握住這唯一可以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但現實是，有很多事，需要付出代價，而弟弟上大學的代價是，她要在家務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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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姐姐沒有把這樣的情緒宣洩出來，反而是安靜的接受了這個結果，然後用力的為家人創造更好的生活，因為她是姐姐，她是家裡的長女，弟弟在外求學，家中父母體弱，隻能她扛起着無限的重擔。
電視裡演的，小說中寫的，都是這樣一位偉大的姐姐的成就，才促成了宋運輝最終的成功，這樣一位女性，值得我們尊重，而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心中仍舊盛滿愛與溫暖的每一個人，都值得我們尊重，因為對一個個體而言，痛苦會扭曲人，也為曆練人，而每一個個體的成長，都将是這個社會的成長，如果每一個個個體内心充滿着愛與溫情，這個社會肌體就會健康，就會盎然向上，就會與“喪”說拜拜，而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人，都會姿态盎然的擁抱每一個日出日落，與擁抱每一個春花秋月。
我是大野澤的風，堅持日更的溫暖女漢子，用最誠摯的文字，伴随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