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張石川、鄭正秋、周劍雲等人在上海建立了明星電影公司，先後拍攝了《孤兒救祖記》、《玉梨魂》、《火燒紅蓮寺》、《十字街頭》等著名影片。至1937年因“抗戰”而停止營業，“明星”公司在近16年時間裡推出了200多部影片，是當時中國營業時間最長的電影公司，也是中國電影業最早出現的“霸主”……在明星影業公司期間，張石川不但任總經理，而且還親自導演了《孤兒救祖記》、《火燒紅蓮寺》、《啼笑因緣》等幾十部影片，據同事講，張石川“日裡曬在太陽下指揮，力竭聲嘶了不算，到了夜裡終是叙集了五虎将研究到深夜；有時甚而至于直到天明”……談到《孤兒救祖記》，史書上往往會以“中國第一部在藝術上較為成熟和完整的故事片”為之定論。至于“藝術的成熟和完整”，很難有一個明确的評判準則，加上影片已經失傳，更是無從評說。不過，從現存的一些曆史資料來看，《孤兒救祖記》所帶來的巨額票房收益及其對日後的深遠影響，卻足以使這部影片成為中國電影早期探索中最具成效的一次。
上世紀20年代初，已經有了十多年經驗的中國電影依然沒有找到一條通暢的出路，什麼樣的影片能夠适合中國觀衆的胃口成為所有從業者共同面臨的一道難題。至于張石川與鄭正秋的明星電影公司，同樣沒能摸索出明确的方向。在最初的一年間，明星共拍攝了四部影片，都沒有取得預想的成功。其中，《滑稽大王遊滬記》、《擲果緣》和《大鬧怪劇場》都是效仿西方滑稽默片的仿制品，甚至找來旅居上海的外國人直接按照卓别林的造型照貓畫虎。事實證明，這些完全依靠肢體語言表現的喜劇根本不對中國觀衆的胃口，直到今天喜劇依舊是周星馳、馮小剛等“口頭主義者”的天下，而像卓别林或是“憨豆”先生隻能是西方喜劇的特産。而“明星”當年的另一部作品《張欣生》則可以視為《閻瑞生》的跟風之作，同樣取材于發生在上海的一件真實命案，不過影片過于渲染案件的殘忍細節，以緻諸如“蒸骨驗屍”這樣的駭人場面引得當局不滿，提早給這部電影亮出了紅牌。
四部影片拍完，明星公司的業績可謂慘淡，這或許是令張石川始料不及的，他所推行的“處處惟興趣是尚”的主張顯然未能奏效。從現在的角度來看，推崇興趣的拍攝主張并沒有錯，隻是當時未能找準觀衆的“興趣”所在。而在此局面之下，依照鄭正秋“教化社會”理念拍攝的正劇《孤兒救祖記》卻陰錯陽差地落在“興趣”之内，自此改變了明星公司的命運，中國電影也有了新的運行軌迹。 1923年，明星公司總共用了8個月的時間，才将《孤兒救祖記》拍攝完成。電影講的家庭内部遺産争鬥的故事盡管今天看來已是陳詞濫調，但在當時卻足以營造出一場罕見的觀影熱潮。《孤兒救祖記》于1923年12月28日在上海愛普廬影戲院開始上映，其效果有史料記載：“未二日，聲譽便傳遍海上，莫不以一睹為快”，且“營業之盛，首屈一指；輿論之佳，亦一時無兩”。
無論如何，《孤兒救祖記》扮演了一次救世主的角色，不僅為明星公司打開了局面，也激活了中國電影潛在的市場。至于這樣一部影片何以取得如此成就，看法或許因人而異，但描寫家庭親情、骨肉分離的題材卻絕對是制勝的因素之一。借《孤兒救祖記》之風，明星公司此後又接連拍攝了《玉梨魂》、《苦兒弱女》、《盲孤女》等近似題材的影片，這股熱潮也一直持續到《火燒紅蓮寺》等武俠神怪片的出現才告一段落。
而此類題材的殺傷力，卻在日後的中國影視作品中屢次得以驗證，從鄭正秋晚期作品《姊妹花》到4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東流》，一直到80年代銀幕與熒屏上的兩枚“催淚彈”——《媽媽再愛我一次》和《渴望》，無一不是履行這一主旨的成功範例。 《孤兒救祖記》開了中國社會題材電影的先河，包括“明星”公司在内的很多制片機構在三四年時間内拍攝了大量涉及家庭道德、教育、婦女等題材的電影，此類電影由于和“五四”以後中國社會希求變革的背景相呼應，相當受觀衆的歡迎。直到1927年前後，古裝片開始盛行，社會問題片熱潮才告一段落。
除“明星”公司外，長城畫片公司的著名導演侯曜在這一時期也拍攝了多部社會問題片，比如《棄婦》、《摘星之女》和借鑒莫泊桑小說《項鍊》情節的《一串珍珠》。和鄭正秋、張石川二人的創作不同，由于侯曜受歐美文學戲劇影響較深，他的電影中也出現了一些新式人物和新的思想，比如女權、民主政治等等。（孫獻韬《中國電影百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