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影片信息：《詩人》，導演：劉浩，編劇：劉浩，主演：宋佳、朱亞文、張瑤、周裡京，中國大陸，2021年）
原本神聖的詩歌在電影《詩人》裡表現的并不那麼神聖，因為神聖隻是塗抹在詩歌上的油彩，而這層油彩在人為的揮灑下讓詩歌成為了應付生活的工具。生活面前，工具理念侵蝕人心的同時又讓真正的自我在與之撕扯的對抗中經受着靈魂的陣痛和沖擊，直至以肉身毀滅的方式遺棄自我在人世的喧嚣裡。
電影《詩人》用應付生活的故事演義了一個關于“詩人之死”的個人悲劇。這個悲劇難以給世上之人帶來任何觸動，它隻是展現了以詩人所喻指的舉凡一切有抱負、有理想之人在庸常人事的碾壓和改造下是如何以理想化為泡影宣告徹底失敗的這一現實經驗。
不能輕易的去質疑電影裡愛寫詩的李五是否有着對詩歌創作純粹的動機。“詩人”的定義首先在于他是一個人，一個不能免除七情六欲的人。詩寫的好壞和一個人的七情六欲根本就是兩個不同範疇的概念，李五不過将這兩個概念的邊界表現的稍顯模糊了些而已。這讓李五有着跻身于優秀詩人行列的基本素質，亦即被七情六欲裹挾的同時，李五依舊保持了一份堅守詩歌創作較為純粹的靈魂。
可李五仍然要為應付生活而籌謀着。當《詩刊》的彙款單擱在傳達室的窗口上，等着李五領取之際，李五卻對傳達室的楊師傅謊稱自己當天有事，第二天再來領取。李五對生活的籌謀讓其人的小小心計可嗟可歎，從中也得以窺見底層的普通人在毫無根基和背景的前提下脫穎而出的艱難。李五隻能用自己的方式吸引全礦職工的注目，以此來獲得他萌生在想象中可能會出現的機會。
按照這個故事演義的脈絡（同現實生活大相徑庭的脈絡），李五得到了機會的垂青。著名詩人張目來煤礦采風，李五被礦領導借調到宣傳科協助工作，也就不用再下礦井挖煤了。此時的李五成了礦工們學習的榜樣，詩歌作為應付生活的工具這一理念也在此後的情節裡得到進一步的突顯。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它在礦工小劉帶着自己的詩歌習作來請李五指點一二的時候，觀照出人性的識見在現實面上尊崇“榜樣”所具現出的一抹真實的心性。合同工小劉對轉正成為國家正式工人有着無限的憧憬，這一憧憬在李五因為發表詩作得到礦領導的器重而激發了個人心性的活泛。因此，小劉對詩歌的認識也就有了應付生活的直接性。詩歌就是轉正，就是不用再回農村當農民的契機。這一認識下，詩意徹底退出生活，詩的純粹也蕩然無存。
真正的生活中，詩歌從未獲得真正的尊重。影片不僅用小劉的認識佐證了普通人對詩歌工具性質的理解，還用李莉對“詩人”虛榮的追捧給詩歌蒙上了一層裝扮自我的迷幻因子。因為對李五給妻子陳惠寫了不少詩感到羨慕，無法對那些詩裡所蘊含的情感進行精神打量的李莉在男人給女人寫詩這種無謂的癡迷下産生了徒具浪漫形式的虛榮。它讓李莉在歲月的遷延中始終難以忘懷那個寫詩寫出了“詩人”名号的叫做李五的男人，實則想讓後者給自己也寫一首詩。
孰料，在商品大潮的沖刷面前，時代整個兒變了。盡管李五熟悉的街景還在，相熟之人的面孔還是那麼親切，空氣中奔湧的喧嚣卻讓往日裡的甯靜與祥和不複尋覓。随着已算得上功成名就的李五的視線，在對那些熟識的人事之一一梳理下，新時期展現出一幅同過去相異的樣貌。它以李五對自己已經是個廢人的自嘲，寓意了精神的委頓已是新的時代大潮裡個人難以排解的苦悶的根源。李五無法給李莉寫詩，他連一行等等靈魂的好詩也寫不出來了。
每個人在生活中都走得太快了。就連李五，這個一邊寫詩，一邊籌謀生活之人，因緣際會的摘取了名利和地位，卻永遠失去了對詩意的采撷和捕捉。這讓個人的感悟成為虛應生活的機巧，隻産出寫給他人看的詩，寫給自己的詩則積壓、塵封，成了永絕天日的悲酸記錄。
影片裡，老詩人張目從李五那些未曾發表的詩作中看見了自己年輕時的影子。這是年輕人無懼和任性所表達出的自我，它以李五最終被宣傳科退回班組而見證了自由意志的碰壁和失敗。當詩人的自由意志得到湮滅，李五的成功也是一個被注定的結果。隻是這個結果在故事的演義裡讓李五延續了張目的哀歎，寫一首或者一行好詩，是詩人之魂不至于渙散的悲聲。
有了詩人出自心境上的悲聲，詩歌獲得了最後的尊嚴。在沒人讀詩的時代，詩人面對的不是一個被遺棄的命運，而是衆聲喧嘩裡無法抵達詩意空間的困境。這個困境裡有詩人肉身的疲累、心緒的蒼涼、不被理解的漠視，抛諸于時代荒野的創痛，這讓詩人的死除了象征一個時代精神的失落，未曾在影片裡表現出其它任何意義。倒是李五出了車禍之後，他曾經住過的街區開始了大規模的拆遷。這種對飛馳前進的時代速度慣常的表現手法将時代對個體的漠然映照的深刻而真實。藉由這種真實，影片結尾也就揭示出一個世道的麻木。它遍布塵世，且習以為常。
（全文完。作于2022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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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栩。所用筆名有王沐雨、許沐雨、許沐雨的藏書櫃、王栩326，定居重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