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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薩拉熱窩看了一場電影。

來前偶然一查，發現了這場世界人權日特别放映，由薩拉熱窩電影節主辦，聯合國婦女署與瑞士駐波黑大使館協辦，免費入場，于是我默默記在心中。電影放映在下午六點，于是白天裡我在肅殺蕭瑟、千瘡百孔的薩拉熱窩走了一個來回，走過滿是彈孔的街道，走過僅僅百米就三度開放的血色玫瑰，走過背着手沉默不語的鐵托雕像，走過長明火，走過拉丁橋。大霧彌漫，寒風侵襲，極度沉重壓抑之際，我沿着米利亞茨卡河順流而下，在五點已經黑透的巴爾幹腹地走下午的夜路，來到了Meeting Point電影院。

我猜想這裡是薩拉熱窩最大的藝術影院（也許也是唯一一家），與放映廳相連的咖啡廳裡貼滿了曆年薩拉熱窩電影節的照片。與這個浪漫的影院名字一樣說來可愛，薩拉熱窩電影節的标志是一個手繪的線條心形，獎杯也是這個心形，獲獎者捧在手上，有如被壓入二次元的世界。我來前非常擔心放映隻有波斯尼亞語字幕，于是向工作人員詢問，得到了“有英語字幕”的答複後才長出一口氣。而直到在影廳裡坐下，我才隐約意識到，在世界人權日當天，在薩拉熱窩這個承載了太多曆史與民族創痛的城市，放映俄烏戰争前線的紀錄片，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表達。

今晚觀看的電影是《Cuba&Alaska》，一部描述兩位在烏克蘭戰争前線的随軍女護士之生活的紀錄片。這部由女性導演，以女性為被攝對象，通過女性主義視角抵達女性主義内核的戰争紀錄片，始終保持着輕快的節奏與克制的調動，點到即止，絕無濫情，于是一種絕境中蓬勃生長的樂觀主義自然而然流露出來。在别無選擇時，這種堅韌與溫柔，正是電影最獨特的所在。

第一組對照關系存在于兩位被攝者之間。正如兩人在救援行動中的代号那樣，Cuba開朗的笑聲與外放的情感頗具拉丁美洲熱烈如火的風情，Alaska則笑稱自己擁有北極圈一般冷酷而高傲的性格。兩人的生命經驗也在Alaska意外受傷後走向截然不同卻兩面一體的分野：Cuba繼續奮戰，直到戰争奪去她新訂婚的未婚夫的生命，但她依然笑對自己“怎麼還沒死”的生活日常；Alaska的經曆則像霧中燃燒的極地太陽，冷峻壓抑又不可忽視，在被迫離開戰場後，在身不由己的“自主選擇”裡，她掙紮并完成了身體尊嚴與個人追求的重建。

另一組對照關系則是俄烏戰争的前線與後方。電影開篇即是兩位被攝者的自白：“我們是自願來到前線成為随軍護士的。”伴随着我們熟知的戰争紀錄片鏡頭段落：影像模糊，抖動，突然中斷。随後，通過構建基輔和西班牙跳動的視點，導演再現了一種“後方的生活”。“我每天都在多鄰國學西班牙語。它一直誇我說得好極了，盡管我其實什麼都不會說。”令人會心一笑的對話背後，是通過難民政策移居西班牙的Cuba母親改換風物、重學語言、颠沛流離的處境。而當Alaska意外受傷不得不回基輔療養複健時，她的身心都陷入困頓與抑郁。在經過努力回到戰場後，她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在戰争前線，我感覺到更安全。”由此，一個關于如何面對在生活裡無孔不入的戰争、如何處理持續而彌漫的焦慮與創痛，成為電影不可回避的命題。

在映後對談中，這個話題被再次讨論。除了導演，四位與談者都是親曆了薩拉熱窩圍城四年的波黑内戰受害者。他們有的在那以後不再看任何戰争電影，因為“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有的則質疑了“自願前往前線”這一叙事的真正含義，表達了“戰争之下無自願”的反思；有的告訴我們“圍城裡最難熬的不是疼痛，而是饑餓”這種細密又刺痛的體驗；最令人心下震悚的則是一句對“在前線更安全”觀點的回應：在後方生活的人，痛苦并不亞于在前線戰鬥的官兵，我們需要學會與如空氣般成為生活背景的創傷共處，并朝夕共對自己逐漸支離破碎的家園與故鄉。

我戴着同傳耳機靜靜聽着與探人絮絮講述，想到今天在薩拉熱窩曆史博物館看的“瓦爾特是誰”（Wer ist Walter）特别展覽。讀碩士時聽《國外社會學學說》，學到對韋伯的一個評價是“永遠的同時代人”，“瓦爾特是誰”也正是這種永遠同時代的當下困惑與焦慮。民族與宗教沖突在這個國家依然存在，三十年前的創痛在時移勢易的此刻依然如此鮮明。瓦爾特是誰？是一種民族共存的記憶存續，是我們共同想象的理想公民，是一種想象中的鄉愁，是薩拉熱窩本身。對談的最後，一位與談人切切地告誡：“我們最應該銘記的，是我們要避免一樣的事情再度發生。”

電影的攝制跨越了一個新年，銀幕裡，救援小組的同志們舉着酒杯一起聽取澤連斯基的新年寄語，然後感歎：“新的一年，還是這場戰争。”——那時候是2025年，而如今2026年将至，明天會更好嗎？我又想起去年平安夜第二次看完《好東西》後對自己的期許：“不能更好的話，願能在亂流中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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