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蘇敏阿姨為女性書寫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範例式的故事，那麼影片《出走的決心》則以冷靜、克制、客觀的創作觀，為觀衆呈現了決心背後的泥沼，這不是李紅一個人的故事，也許在你我左右就有李紅在發生，但她們終身未能出走，被長久地困在等待裡。

說影片很客觀，首先是因為片中的人物都處于平均值，沒有刻意的添加或削減。将李紅的遭遇擱置于社會面，應該處于日子還能過的層級——距離不幸尚有距離、夠到幸福幾無可能，如果她沒有那一刻的決心，一生也就那麼過去了，她并不比同時代的女人更糟，瞧，那個被老公寵着的馬婕，不也成了被留在家中帶孫子的老人麼。

李紅的丈夫孫大勇，有觀衆說“姜武演得保守了，應該讓自己爸來演”，也有觀衆說（估計是男性）“哪有孫大勇這樣的男人，純屬刻意抹黑”，要我說，孫大勇這個人物很客觀，導演既沒有厭男也沒有媚男，他就是一個具有平均意義的典型男人。在外沒有什麼大作為，送個禮也會冒泡，但回到家卻以“明事理”的一家之主的身份吆三喝四，他在既有的男女權力框架下，行使着他認為應得的那一份。

女兒孫曉雪，那幾乎就是當下子女的真實寫照。不論是對于母親的同學聚會，還是學習駕駛、買新車，她都是支持的，一如我們這個時代吃到性别平等紅利的子女，她會将紅利的一部分拿出來與母親分享果實，一半出于對母親的憐憫、一半是因為這些對她來說尚有餘力；但，當她自身陷入困境，需要有人為自己做出犧牲，她第一時間會選擇犧牲母親，與父親站到一隊，成為指責者、脅迫者。

女婿徐曉陽，看起來有着比嶽父孫大勇更多的對女性的尊重和認同，但隻不過是男女擁有同等經濟能力下的一種狡黠，這個人物同樣很時代。徐曉陽會對孫曉雪噓寒問暖，甚至還有些耙耳朵，他也會為孫曉雪挑選衣物，以示某種關心。但，帶孩子很少上手，打圓場的背後更多是在推卸責任，即便是給孫曉雪買了衣服，也是以嬰兒不傷膚為首選，比起嶽父孫大勇，徐曉陽肯定是進步了的，但遠達不到進化的程度。

以上的客觀，在當下“吸睛”為主的市場内，是罕見而珍貴的。所以，當李紅奔赴山川湖海、壓遍大路小徑時，我們感受到的是一種舒暢和慶幸，而不是一種勝利；當我們看到電話那頭的孫大勇窩在逼仄的空間内，兩眼茫然、孤寂落寞時，我們感受到的是某種時代的悲哀，而不是複仇般的大快人心；也正是這份客觀，令“我們生來不屬于什麼地方”，變為一種自由意志的傳遞，而不是農奴翻身的号角。我喜歡這份客觀，深愛着這份客觀，這份客觀是今年女性題材中的獨一份，這才是真正的好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