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計劃今年倫敦電影節的行程時，我發現有不少伊朗裔電影人的作品。包括Mohammad Rasoulof的新作《神聖無花果之種子》（《The Seed of a Sacred Fig》），是一部圍繞着一位伊朗革命法院的調查法官和他家庭内部的緊張關系展開的政治驚悚片；還有Sasha Nathwani的《Last Swim》，關注一位英伊混血青少年在倫敦的成長故事；法哈娜茲·沙裡菲的《沒有她們的星球》（My Stolen Planet），通過個人檔案記錄了伊朗頭巾運動曆史。
這些伊朗裔導演都以各自獨特的視角講述着與身份、歸屬和故土相關的故事。有天下午沒事的時候去看了《沒有她們的星球》，沒有抱什麼期待，整場放映隻坐了五六個人，但在整個八十多分鐘中我很多次忍不住流淚。
《沒有她們的星球》是伊朗電影人法拉納茲·莎莉菲（Farahnaz Sharif）的首部長篇紀錄片。這部影片在第74屆柏林電影節的全景單元上全球首映，影片以伊朗女性抗議為背景，從 1979年婦女節時反對強制佩戴頭巾的示威遊行一直延續到2022年的伊朗“婦女、生命、自由”運動。
導演将 8 毫米膠片、數字錄像和手機錄像等私人檔案進行剪輯拼貼，從個人記憶出發帶領觀衆深入探索伊朗女性的抗争曆史。
...《My Stolen Planet》電影海報
作者：章久
編輯：朱學振
責編：劉小黛
策劃：抛開書本編輯部
My Stolen Planet 的中文譯名被定為《沒有她們的星球》，總讓我覺得少了一些原本英文片名中的隐喻與個人色彩。我更傾向于直譯為《我的被偷走的星球》。“Stolen” 不僅象征着導演以及伊朗女性在地理或政治上的流離失所，還揭示了權力對個人生活和記憶的掠奪。
而這部紀錄片正是試圖記錄下個人的生活和記憶是如何被‘他們’偷走的，它通過講述‘我’的故事來對抗‘他們’的侵犯，并試圖抵抗那注定會發生的遺忘。
...在接受Variety采訪時，導演法拉納茲·莎莉菲談到，這個片名的靈感來自于她在伊朗社會中過的“雙重生活”：“有他們的星球，也有我們的星球。”這種“雙重生活”的隐喻貫穿于整部影片中。
導演Farahnaz Sharif出生于1979年，成長于伊朗革命的餘波之中。革命帶來的新政權改變了她的童年生活，片中反複出現導演在七歲時拿着摘掉的頭巾站在家中院子的一張老照片。她被迫遵守諸如強制戴頭巾等社會法律，對于童年的她來說她已經察覺到自己在兩個世界過着雙重生活，一個世界是充滿歡笑和歌舞，而另一個則是充斥着抹殺伊朗女性的個性的頭巾。
...在影片的一開始導演隻是将自己兒時的家庭影響與社會紀實檔案并置，講述伊朗婦女頭巾運動的過程，展現家庭内部私人空間的自由與外界的公共空間的禁锢的對立，但随着當下正發生的運動愈演愈烈，派對變成了抗議，遊行取代了舞蹈，“我們的星球“和“他們的星球”的對立不斷激化，私人記憶被完全納入公共話語，無數私人檔案彙聚成了一個國家民衆集體的抗争記憶。
影片的後半段探讨了多個層面上的信息控制和反抗。2019年，伊朗政府在大規模抗議期間封鎖了互聯網，導演與外界失聯，隻能将鏡頭轉向自己，祝願所有人都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新冠疫情期間，政府對信息的操控更加嚴厲。
而2022年的“Woman, Life, Freedom”抗議運動則成為影片的核心，演運用了抗議現場的真實影像，展現了伊朗民衆記錄鎮壓暴行的勇敢行為。這些鏡頭不僅揭示了政府暴力鎮壓的殘酷，還展示了拍攝和記錄本身作為一種抗争手段的力量，也作為一種抵抗集體失憶的手段。
...阿希爾·姆貝貝（Achille Mbembe）在探讨記憶與權力的關系時，強調檔案不僅是曆史的記錄，更是權力控制的工具。他指出，掌控檔案的人決定了曆史的叙述方式，這種控制在權力鬥争中至關重要。
在《My Stolen Planet》中，導演通過私人檔案對抗官方叙事，強調着個人記憶的政治性，紀錄片作為一種對抗壓迫的手段，同時也是對曆史叙事權的重新奪回。曆史不僅僅是那些寫在書本上的大事件，而是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和記憶。正如在這部片子的網站上的一句話——“This is a homemade history”。
...這部影片不僅關于伊朗，也是關于已然離開伊朗的導演個人對故土的複雜情感和身份認同。正如旁白所述：“歸屬感是很難逃避的，這就是你體會做一個伊朗人的方式。”在影片後半段，盡管導演已前往德國，仍能感受到一種無力感橫亘在徹底離去可以帶來的自由和對于故土的矛盾情感中間。
完成這部紀錄片，似乎也是她對當時缺席的遺憾和悲痛的回應，正如影片所言：“檔案即記憶。沒有記憶，你就無法記住自己是誰。”或許對于導演來說，完成這部紀錄片不僅是她對缺席的回應，也是一種對巨大悲痛的療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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