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迷戀寓言叙事的導演，薩金塞夫喜歡用幾乎抽離社會背景的故事隐喻現實。在前作《回歸》裡，他用久别重逢的父子的一段公路旅行對前蘇聯那段曆史進行解讀，用一段伯格曼式的家庭倫理故事概括龐大的時局變換。在《無愛可訴》裡，他再次拿家庭倫理劇的意涵擴寬到對俄羅斯社會，乃至地緣政治沖突的影射。這種寓言的力量在今年開年再一次顯現：就在前不久，俄羅斯将炮口再次對準了烏克蘭，仿佛影片結尾被父親硬生生丢進嬰兒車的孩子再次卷入無愛家庭的殘害。隻是，他的境遇絕對比憑空消失更加悲慘。
但如果隻是對時局隐喻進行解說，觀衆又往往會陷入過度解讀的怪圈，這一現象在讨論中會更加顯現。我們也不妨先隻體察故事的表層，而不去深究故事的深層内涵。
電影的冷漠感最先來自于片名。如果說伯格曼鏡頭下的親密關系還仍有些許愛意和親情的存在（《呼喊與細語》用殷紅淡出的畫面轉場可以視為一種象征），那麼在《無愛可訴》裡，這最後一絲紐帶也不複存在。“無愛可訴”不是“愛無可訴”，影片中母親對兒子惡語相向，而父親則幾乎不與他交流。最驚悚的鏡頭莫過于當母親從廁所中出來，鏡頭一轉，悲痛欲絕的兒子正站在門後，而他細微的哭聲被門外父母的争吵掩蓋。父母對親生兒子的漠視，在這一刻便以可見一斑。
...這樣一種“love disabled”并不僅存在于這個家庭，它更像是一種社會症候，在戲裡戲外上演。在一片繁華裡，花枝招展的妙齡女郎為空虛的愛舉杯自拍，分道揚镳的夫妻與新歡雲雨，我們看不到愛，或者跟愛一樣寶貴的感情，我們看到的是性、是欲望。而在銀幕之外的社會，一位可憐的孩子也被親生父親和他的愛人推下高樓，不知身份的女子像牲畜一樣被拴在屋内。人最真摯的感情和品格被踐踏、被毀壞，乃至無辜者的生命也受到威脅。在銀幕裡，這是一段無愛的感情，已經無藥可救的社會；在現實中，這一切正悄無聲息的發生，然後被健忘的信息流忽略。
我們真的沒有解藥嗎？解救失蹤的孩子，拯救無愛的社會？至少在導演看來，确實是不可能的。真正應該承擔搜救任務的警察局将責任推卸給民間救援組織，而在公權力缺失的情況下，民間組織的救援顯得杯水車薪。影片中段冗長的搜救過程展現更是加重了這種無力感。這種“無愛”已經滲透進這個社會機制運行的方方面面，深入它的骨髓。這樣看來，平白無故的“失蹤”恐怕是孩子最好的歸宿。
但在現實之中，公權力的形象不隻是“不作為”，而是禍端的根源。驅使我完成這篇我在草稿箱積壓三個月之久的影評的動力，正是前不久突然爆發的地緣沖突，以及身處局外的我們或冷漠或戲谑的态度。影片中畸形的親密關系和俄國在内政外交上的糾纏不清形成互文，最終的受害者則是跟我們并無區别的普通人。
我想看到遭遇不正義的義憤，而不是事不關己的冷酷，因為我總覺得，“無愛可訴”的故事不隻是發生在千裡之外，近在眼前也正進行着，它終将毀掉我們的生活，以及我們賴以生存的世界。
